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彤：建议修订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分阶段加严PM2.5浓度限值

近年来，蓝天保卫战取得的成效有目共睹。过去十年，我国细颗粒物（PM2.5）浓度显著下降，成为全球空气质量改善速度最快的国家。按照《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的要求，到2035年，全国PM2.5浓度要下降到25微克/立方米以下，实现这个目标还面临着不小的挑战。

作为研究大气化学与环境健康的专家，国务院参事、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科协主席、北京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朱彤致力于大气污染来源甄别、成因解析及健康危害评估等系列创新研究，并将基础前沿研究的突破性成果应用于我国重大环境问题的解决。

他曾带领团队提出《第29届奥运会北京空气质量保障方案北京周边省区市措施》，被国务院批准采纳，在华北六省市实施，为保障北京奥运会期间空气质量做出了贡献。2000年起，他带领团队推动在国内开展环境和健康两大学科领域的交叉研究，揭示大气污染影响人体健康机制、分析对中国人群风险，并于2024年牵头推动了“环境健康”正式列为环境科学与工程二级学科，奠定了在该领域的先驱地位。

围绕大气污染治理、空气质量标准等话题，朱彤院士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的专访。

各国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距离WHO新指导值尚有差距

NBD：世界气象组织发布的最新《空气质量和气候公报》显示，2023年，中国PM2.5观测结果低于全球平均水平。但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2021年发布的《全球空气质量指导值（2021）》（AQG2021），PM2.5年均目标值由10微克/立方米下调到5微克/立方米。我国PM2.5浓度距离新指导标准仍有较大差距，您如何看待？

朱彤：我们需要认识到，WHO更新全球AQG的背景是保护公共健康的需求发生了新变化。近年来，全球在人口老龄化、气候变化等发展趋势下，保护人类健康面临更为艰巨的挑战。

第一，空气污染是诱发呼吸和循环系统慢性疾病的重要因素之一，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经过长年污染治理和相关产业转移，空气质量水平达到或接近WHO旧的AQG，然而仍能观测到低浓度空气污染暴露的健康危害，因此有必要加严标准，进一步保护人群健康。第二，欠发达国家空气污染情况仍在恶化，相关疾病负担日趋沉重，尤其是空气污染通过增加早产、低出生体重儿和儿童下呼吸道感染，增加了当地婴幼儿的死亡风险，进一步加剧了世界发展的不平等。此前版本AQG并非主要针对婴幼儿、患有心肺和代谢系统疾病以及与大气污染暴露相关基础疾病的易感人群。

大量研究已经揭示，对于空气污染相对严重的国家和地区，依据旧的AQG和过渡阶段目标值制定的大气污染标准对易感人群的健康保护效果有限，更严格的空气质量管理目标将会更好地保护易感人群免受大气污染暴露的影响。根据WHO的快速分析结果，如果将2016年的PM2.5水平降低到新的AQG水平——5微克/立方米，全球与PM2.5相关的过早死亡人数将减少近80%。

NBD：全球其他国家达到新AQG的PM2.5年均目标进展如何？各国PM2.5浓度现行标准与新AQG指导值差多少？

朱彤：全球尚未有国家能够全面达到新AQG的目标要求。美国健康效应研究所（HEI）2024年发布的第五版《全球空气状况》（SoGA 2024）报告分析了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数据，表明几乎全球人口（99%）都呼吸着不健康水平的空气，对健康造成了深远影响。

大多数国家距离达到WHO 2005 AQG指导值仍有难度，追赶新AQG的步伐则是难上加难。WHO提出的空气质量目标值在引领全球空气质量标准提升中发挥着旗帜作用，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在制定本国标准时都参考了AQG或某个过渡阶段目标值，根据自己的社会发展水平、污染特征和空气质量管理能力制定自身的标准值。然而，目前各国的环境空气质量标准距离新AQG目标值尚有较大差距。以PM2.5年均值为例，仅有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空气质量标准较为严格的国家能够低于原有2005AQG指导值，而中国、印度分别是其3.5倍和4倍，2021 AQG的更新则进一步拉大了这一差距。

空气质量标准是推动空气质量改善重要抓手

NBD：如何看待我国目前PM2.5平均浓度与WHO指导值之间的差距？

朱彤：生态环境部表示，“十四五”期间的空气质量浓度改善目标考虑设置为全国地级及以上城市PM2.5平均浓度要下降10%，也超过了现行标准限值要求的目标强度。去年11月，国务院发布《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明确提出要启动环境空气质量标准（以下简称“标准”）及相关技术规范修订研究工作。

如今，我国进入减排深水区，进一步提升空气质量的技术要求、结构调整难度都在加大，这意味着空气质量改善的边际成本和社会总成本都会高于以往，必须寻求审慎研究、精细管理的较低成本的空气质量改善路径。我们讲这就是“啃硬骨头”。

在过去十余年，科学家关于空气污染如何影响人类健康有了更清晰和全面的认识，我国空气污染与人体健康相关研究为大气污染治理及标准修订提供了中国本地化的科学依据，为标准更新提供了重要科学支撑。WHO AQG基于大量、严格的科学研究和综合分析得到的基准值，如何转化为一个国家有法律效力的空气质量标准，还需要对社会、经济、技术等方面做全面的分析，同时也对相关领域的研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下，还需要从健康风险与效益角度开展大气污染与气候变化的协同治理目标与路径优化研究。

我认为，要推动空气-气候-健康集成研究，为设立符合中国需求的目标与路径培育土壤。保护公众健康在我国推动绿色发展、培育新质生产力以及实现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这也为空气质量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提供了良好前景。

空气质量标准是推动空气质量改善的重要抓手，需要有配套完善、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包括行政、经济等多种手段，以确保能够实现既定目标。

未来在进行空气质量标准更新相关研究时，要量化不同标准限值的健康效应，开展标准修订的经济分析，积累足够的科学认知和依据，为标准更新相关政策制定提供重要支持，真正实现对公众健康的充分保护。

建议2025年前将PM2.5标准加严到每立方米25微克

NBD：我国已经进入减排深水区，如何缩小PM2.5平均浓度与WHO指导值之间的差距？

朱彤：在能源结构方面，虽然清洁能源的占比在提升，但整体的能源消耗绝对值仍在上升。以燃煤为主的能源存量并未迅速扩张，但绝对值仍在增长。

如果到2030年不降低燃煤电厂的占比，那么燃煤排放的空气污染物水平很可能会继续保持不变。2030年之后，我们可能需要开始逐步压缩燃煤消费量。

当然，治理PM2.5污染还有其他许多可行选项。比如新能源汽车比重持续提升，这会对改善空气质量起到积极作用。

NBD：如果我国调整PM2.5浓度标准，您认为下一阶段新的标准应该设定在什么水平？

朱彤：空气质量标准的制修订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尽管存在差异，但遵循一套基本的流程，即需要通过科学评估来分析政策选择、提出基准或限制值、并辅之以公众审查和决策，其中大气环境基准和成本效益分析是空气质量标准修订的重要支撑。

今年1月，我们北京大学环境健康团队，联合复旦大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能源基金会等多家单位，通过空气-气候-健康集成研究计划与交流平台（ARCH），共同发布了《修订空气质量标准?保护人群健康》图文简报。根据研究结果，我们建议在2025年前将PM2.5标准限值加严到25微克/立方米，随后分阶段在2035年前、2050年前分别将PM2.5标准限值加严到15微克/立方米、10微克/立方米。

研究发现，PM2.5标准的加严具有显著健康效益。以2020年为基准年的效益估算，当年均浓度分别达到25微克/立方米、10微克/立方米以及5微克/立方米时，所规避过早死亡人数分别为30万例、87万例和118.4万例；可实现的因过早死亡风险规避带来的健康效益分别为1.07万亿元、3.1万亿元、4.2万亿元。基于已识别措施估算出的重点行业减排潜力，减排总成本中值约为1.71万亿元（低值为1.23万亿元，高值为1.94万亿元），这意味着已识别措施的直接成本接近或低于空气质量标准加严带来的健康效益。从成本效益分析的角度，全面实施更严格的空气质量标准有助于更好地保护公众健康。

NBD：大气污染治理领域一直有句话：“人努力，天帮忙”。“天帮忙”到底在大气污染治理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天”的影响力什么时候能基本消除？

朱彤：大风或降雨之后空气质量往往会显著改善，这便是“人努力，天帮忙”这一说法的由来。

然而，从更长的时间尺度来看，气象条件对于大气污染的改善作用其实非常有限。有专家对过去几年的空气污染改善情况进行过深入分析，发现“天帮忙”在长时间跨度内发挥的作用较小，主要依靠人类努力减排进行大气治理，从而不断将空气质量提升到更高的标准水平。不过我们也注意到另外一个现象——随着全球气候变化，“天”反而可能开始“帮倒忙”了。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气候变化引起的气象条件改变会进一步影响空气污染的特征，比如地面风速在逐年下降，意味着自然环境下的风清除污染物的能力也随之减弱。因此，我们必须持续深度控制污染物排放，加大人为减排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