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洋医药董事长付钢：希望在First-in-Class阶段全球“抢跑” 深度布局源头创新

在政策、产业、资本和产品等变量叠加的复杂环境中，能够成功应对并穿越周期的企业屈指可数。任何一家在中国有着20年历史的企业，都曾亲身经历过中国经济的风云变幻。成立于2005年的百洋医药，也将迎来它的第一个20年。回想起20年前创业时的场景，百洋医药董事长付钢感触颇深。

企业成立之初最不起眼的原点，恰恰是决定未来最强大的力量。20年前，大多数药企都是从模仿一个又一个药品开始慢慢扩张。付钢没有选择这条路，而是出于优化医疗场景的“发心”，从外部引进优质的产品来中国市场运营。尽管当时很多人都不理解，但如今回头看，百洋医药引进品牌每年贡献的净利润，让其虽处于产业周期波动中，仍然能保持增长，同时，可以提前开始布局下一个周期——全球化竞争。下一步怎么走？付钢非常笃定，就是参与源头创新的研究合作。

这在中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付钢对《每日经济新闻》记者说，中国的医药产业发展已经到了First-in-Class（使用全新的、独特的作用机制来治疗某种疾病的药物）的“抢跑”阶段，在这个阶段里中美的科学路径没有区别，都需要有生物学的发现、工程学的突破、临床医学的验证和计算科学提高效率。如何“抢跑”？只有一个答案，就是以国际化的标准做可以明显优化医疗场景或有突破性进展的产品。

“抢跑”First-in-Class

今年6月举行的2024年美国临床肿瘤学会（ASCO）是全球规模最大、最具权威性的临床肿瘤会议，有55项来自中国学者的临床研究入选大会口头交流。近年来，中国的科学家、药企在新药研发领域参与的程度越来越高，这种盛况是十年前不敢想象的。

曾经，医药创新是道难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中国的制药行业以仿制药为主，只要在化学结构上与原研药一致就可以获批上市。高峰时期，中国有超过4000家这样的药企。随着一致性评价的实施和标准的严格限定，大批仿制药企业被淘汰出局。2015年，药品审评审批改革制度拉开序幕，新药审批被按下“加速键”，行业迈入第二阶段。

第一个阶段几乎没有创新可言，第二个阶段虽然看似繁荣，但也难以称之为真正意义的创新。付钢直言，“fast follow模式（在已经获得批准的Firstin-Class药物的基础上，快速跟进研发新药）下，针对同一个创新靶点和机制的药物，往往有几十家企业竞争，比如PD-1类药物。这种竞争的结果就是产品的价值受限。”

在此期间，百洋仍专注于品牌运营业务。除了刚成立时拿下的进口钙迪巧、消化不良治疗药泌特等产品的代理权外，百洋还与罗氏、武田、诺华、安斯泰来、杰特贝林等全球知名药企建立了合作关系。将原研产品快速地导入临床场景、实现品牌价值，这种业务模式本身也是一种创新形式，它有效地促进了国际前沿产品更高效地服务于国内患者。

但是对企业来讲，这是一种相对被动的合作关系。付钢观察到，中国医药行业已经进入了第三阶段，在这一阶段，First-inClass产品已经开始全球“抢跑”。诸如百济神州、康方生物、和黄医药等创新药企，正在一些前沿且未解决的疾病难题上与跨国药企同台竞争。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中国创新药的出海授权金额第一次超过引进授权金额，这一转变的背后，正是中国的医药研发技术水平取得显著突破的体现。

付钢对百洋的期望是将其打造成为一家有全球影响力的Big Pharma（大型医药公司）。但这是一个对于中国企业还有些距离的目标，因为全球的Big Pharma都至少拥有一款百亿美元的重磅产品，而中国至今仅有一款创新药年销售额超过10亿美元。

方向对了，就不怕路远。付钢提到，中国药企的未来发展需要在创新上形成本质性的突破，没有颠覆性成果的项目，其市场价值将会受限。而百洋作为“产业投资人”，一直投资的是真正能够优化医疗场景、对临床有颠覆性意义的项目。“我们每年都会对上百个创新项目进行严格的筛选，不会为了创新而创新，最后选出来的项目通常只有两三个。如果这些项目的研发进度没有在前三位，我们会考虑及时止损。”

成果转化并非一蹴而就

在今天，几乎每家药企老板都谈创新。而付钢的创新和20年前创业一样，依旧不按常理出牌，百洋几乎不投Pre-IPO的项目，而是选择参与科研机构的源头创新。

“在医疗器械领域，有些企业就是在关键节点‘卡脖子’，比如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里的加速管、CT里的探测器。如果健康产品完全依赖进口，其实是非常危险的。毕竟，你可以选择不用手机，但你不可能不治病。”付钢向记者举例，外资企业几乎垄断了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但实际上，国内科研机构都有相关的基础研究成果。

“中国能够研制核武器、航天飞机，这充分证明了中国在底层技术上的实力。”付钢表示，中国在材料学、机电学、生物学的底层研发领域不仅拥有众多人才，还投入了大量科研资金，且成果转化时机也成熟。如果能够突破关键节点，将对整个医疗行业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

此外，底层技术创新，资金也是必备要素。付钢指出，对于一家中国企业而言，全部依赖融资来实现源头创新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因此有很多创业者一旦创业失败，面对对赌、回购就会陷入困境。这也是为什么前几年Biotech（生物科技）泡沫破裂之后，医药企业往往很难融资的一个原因。然而，科研机构每年集中了上万亿元的科研经费，在探索性研究方面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这是任何一家民营企业都无法比拟的优势。

至于有同行认为科研机构在基础创新方面存在的“转化难”现象，这背后是有原因的——以往的考核制度导致很多基础研究成果仅以发表论文、科研人员晋升和职称为目标，这些成果往往与临床需求也是脱节的。

“这确实是个非常大的挑战，需要我们这种熟悉市场需求的力量介入。”付钢补充道。在前沿赛道的研究本就充满挑战，若还想“抢跑”，与其孤军奋战自主研发倒不如利用好已有的科研资源，百洋也在协助科学家做好研究成果的产业转化，做科研机构源头创新的“催化酶”。

尽管成果转化并非一蹴而就，但付钢相信可以不断突破，去攻克这些难点。一直以来，百洋以“产业投资人”身份活跃于行业中：一方面通过与北医、首医等“国家队”的合作寻找“真创新”；另一方面，携手北京、青岛、廊坊等地设立专项基金，打造健康产业集群，孵化能优化医疗场景的“好产品”。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百洋参与的全磁悬浮人工心脏、医用电子直线加速器、核医学SPECT/CT、超声用电磁导航设备等医疗器械都取得了不错的临床表现和积极进展。近期，百洋投资的创新核药企业瑞迪奥自主研发的中国首个1类创新核药99mTc- 3PRGD2 更是获得NMPA（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优先审批。

如何降低投资失败率

很多时候，医药健康行业的机遇并不能靠资本“烧”出来，企业的创业原点也决定了它究竟能走多远。付钢对此表示赞同，他认为科研项目能不能成功转化，立项很关键，他的投资原则就是“看得准、养得活、长得大”。

实际上，当前行业的发展已经不能再单纯依赖人口红利，而是在新的技术周期背景下，如何更好地把握周期红利，真正进入高质量发展的航道。付钢认为，唯有紧抓源头创新，才能引领企业进入下一个发展阶段，真正把握新的机遇。

“看得准”是投资的首要原则，付钢强调，很多科学家一生专注于某一领域的研究，对商业化的价值理解相对有限。此外，由于他们中的许多人并非临床医生，与病人接触很少，对临床场景的了解也存在一定的局限。相比之下，像百洋这样的产业投资人或者说孵化器，长期置身在临床，每年研判上百个项目，积累了更为全面的信息，能够给科研人员提供建议，帮助他们规避潜在的风险。

然而，创新研究九死一生，何况是源头创新，还需要经历漫长的临床验证过程。这也是很多企业更愿意在临床后期介入，来降低风险的主要原因。但是对百洋来说，其已建立起从临床医学、专利、赛道研究到研发管理、注册管理以及治理结构的孵化体系，旨在全面降低投资失败风险。付钢表示，“我们不仅要让企业‘养得活’，做出来的创新产品也能靠上市公司快速实现价值释放，让企业‘长得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