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家王微致的追光之路：小提琴是我身体的延伸

开栏语

城市因人而兴盛，人因城市而生动。

翻开城市的这本书，每一个绚烂章节都离不开个体的故事拼图，在创意与新意焕发活力的文创篇章里，每一个故事都值得以独特的方式讲述和记录。

以文创见，与光同行，回过头看，那些经历过的坎坷与挫折，都将化为点点微光，汇聚成光照亮前行的路。

聚焦于个体，因为每个人的故事都值得被记录，《文创微光》栏目第一期，与我们一起走进国家一级演奏员、小提琴演奏双博士王微致的音乐世界，聆听他的音乐旅程。

从德国回到家乡成都后，王微致在音乐产业高度发达的成都音乐坊片区，创办了“斯奈德小提琴音乐中心”——一家专注小提琴教育与培训的音乐机构，并致力于“从成都出发，将音乐传递给世界”。他相信，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机构和“小苗苗”（学生们）能够一起成长。而剩下的，只用交给时间去沉淀与积累。

在正式进入一对一的小提琴课程前，王微致先和学生讲了一段自己出海潜水的故事，轻松的气氛并不像是音乐课堂，更像是久不见面的朋友分享着最近的新鲜见闻。

这样轻松愉快的氛围，为这间透露着严谨与板正的房间，注入了一股新鲜的活力。王微致的课堂氛围看似轻松，但只要他的小提琴声响起，你的神经便能感受到弓与弦的张力之间，一种对于音乐本质的把握与追求。

对于这位从小受到音乐熏陶，1岁多便吵着要学琴的小提琴家而言，小提琴仿佛已经成为“身体的延伸”。通过它诠释的，是音乐上的不同角色以及可能性；而背后展现的，则是他思考与表达音乐，乃至认知世界的方式。

以下为王微致的自述，由《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整理：

从正式学琴到赴欧留学

小时候，我就经常听见父亲在练琴。一岁多的时候，我就吵着要练琴。但是父亲认为我还小，所以一直到6岁多才让我正式开始学琴。

因为家庭的缘故，我从小就听了大量的古典音乐，有了足够的铺垫，所以正式开始学琴之后进度很快。

学琴差不多半年，我就表现出了一些不同于他人的天赋，展现出我在音乐道路上的潜力。因此，小学一年级上了一半，我就休学了。之后从小学到高中的所有文化课，都是一对一的老师在家给我上的，这样可以节省大量的时间用来练琴。

练琴是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产生瓶颈的同时也意味着有突破，然后再遇到下一个瓶颈，之后再突破。那段时间，我每天练习8-10个小时左右，但身体和精神很快适应了这种节奏，并不觉得练琴很枯燥，反而感觉每天的生活就是这样。

不论是我的父亲，还是我的老师们，大家都十分明确：作为一种西洋乐器，小提琴需要出国学习，去接近它的发源地，接受文化的熏陶。

既然是音乐这种艺术，一定需要文化方面的沉淀，需要去感受当地人文——哪怕是美食，带给你的所有影响。

在正式去留学以前，我也因为大师班、巡演等机会去到过国外，包括欧洲、北美洲等地，算是提前做了一次预热。当时也得到过茱莉亚学院等音乐院校的邀请，最后在导师的建议下，我还是去了古典音乐的发源地——欧洲。

对于20世纪初到国外的我来说，来自文化的冲击是方方面面的。到德国之后，每间房子里面的摆设、气味都带来不同感官上冲击，感觉完全是另一个世界。此外，音乐学院里面的学术氛围，以及其他大师、相似年龄的同学，他们的演奏给当时的我也带来相当大的震撼。

不是指技术方面的东西，而是音乐文化方面的沉淀，特别是他们对于音乐精确的文化理解。

比如，文艺复兴时期开始到巴洛克时期，再从古典主义时期到浪漫主义时期，以及此后细分的流派等，每一个时代的规则到底是什么？一个重音该加在哪里？巴洛克时期应该怎样去做？古典主义时期又应该怎样去做？当时这些问题在国内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答案，有些甚至到现在都不能说得很清晰。

在音乐文化浓厚的大环境下，我相对来说也清晰了很多：前面的路要怎么走也很明确，需要做的就是朝着我的目标狂奔，形成自己的审美，再形成自己的演奏风格。在留学之前很多时候我是不太清晰的，特别是在音乐表达方面，就算强迫自己去练琴，但可能都花在了技巧上面。

而对于现在的我来说，小提琴就是我身体的一部分，是我身体的延伸，我可以去诠释不同的音乐角色的可能性。我现在练琴也有很强的“目的性”了，不一定非要每天练，而是需要解决一些问题，或者因为音乐会需要准备一套曲目等情况下才会系统地练习。

从德国回到家乡成都

德国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国家，有句话说：“你想吃好吃的东西，但凡往任何方向走出德国，你就能吃到”。

德国其实是一个很无聊的国家，十分适合做学术，这里没有太多的灯红酒绿，最大的娱乐可能就是一起去酒吧里面点一杯啤酒，然后聊一晚上。

不过这里的“无聊”也能够让我沉淀下来，并且从音乐和文化方面得到足够的支持。从这一点来说，在德国的十多年是非常幸运的。

如果我留在当地的话，也几乎能够预见20年后乃至30年之后，我每天的作息时间是怎样的，包括每周的周几在上课、今后演出是什么样子，有种一眼望穿的感觉。

回来的原因也很简单，作为成都人来说，我会有一种特别的自豪感。加上成都提出打造的“三城三都”中，就有国际音乐之都，与我的专业对口，而且回来之后还有更多的时间陪伴父母。

回国后也有很多人问我，为什么不去北京、上海等城市，但对于这个问题我没有一秒钟的犹豫。因为回来的初衷就是想回到家乡，而不是说回到其他地方去发展，那样和待在德国区别也不太大了。

我也没有选择去学校当教授，而是选择创业的道路，这和我个人崇尚自由生活状态的性格有关，我更愿意自己做事情。当然，更多的自由度也伴随着风险，需要去承担这种选择的后果。但我愿意看到有机会去实现我想要实现的东西——把音乐市场观众的土壤培育起来，让它能够给音乐家提供足够的养分。

其实不只成都，包括我在社交媒体或者视频平台上发的作品，很多时候都在尝试做融合，比如用小提琴去演奏现代的流行歌曲，动漫主题曲等，无非也是想让大众更容易地去接受传统意义上大家认为比较乏味的，阳春白雪般的古典音乐。

在创办斯奈德小提琴音乐中心的时候，我的想法特别纯粹，首先是只培育小提琴专业的学生，毕竟这是我最了解的乐器；其次我能拥有很高的自由度，能够尝试复制一个跟德国没有区别的，在音乐文化沉淀方面没有短板的引导方式，让他们从一开始就可以从技术和文化两方面双管齐下。

现在市面上的培训，或者说参加培训的人，有不少是冲着去考级，或者是用音乐作为学业“加分项目”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逻辑可能是相反的，冲着“音乐”这扇门去的。至于在往这扇门走的旅途中，有没有可能停车下来，去摘一朵考级的花，或者去摘一朵其他荣誉的花？我觉得这是无可厚非的。

给孩子们时间去沉淀、去绽放

在武侯区落地音乐中心后，我自己最大的感受是方便。比如我们机构，基本上有任何诉求，都能第一时间得到相关部门的回应。因此可以心无旁骛地去做我们擅长的事情。但在以前，不管是资源方面的调配，还是对外媒体的交流，很多时候完全是靠自己，来自于官方的支持很少。而现在大家可以群策群力去实现目标。

斯奈德作为我们的机构名，来自我之前读博士时的一位导师。在机构正式成立之前，他给了我许多意见。为了感谢他，我便冒昧地提出用他的姓氏作为机构名并获得他的同意。严格来说，他应该算我们机构的精神导师。

前不久（注：采访的日期为5月17日），我才和斯奈德先生联系过，他即将在中国举行大师班巡演。届时，他也会来机构现场视察工作，我也希望让他亲自来看看，我们曾经一起聊的这家机构，现在到底是怎样。我在忐忑的同时又很自豪地期待他能够来到现场。

有趣的是，机构所在的楼层之前是一个菜市场，而音乐厅所在的地方曾是面条厂，有足够的高度，在之前透光的玻璃顶基础上，我们特意在改造的时候留了一个孔，让光可以照下来，音乐厅的名字因此叫“光之巨石阵”。

为什么要有音乐厅？可能任何一个音乐家骨子里面都想要拥有一个自己的音乐厅，这意味着练琴的自由和开音乐会的自由。

今年3月，我在德国的导师之一——安特耶· 魏特哈斯（Antje Weithaas）来成都演出，三个半小时的音乐会结束之后，我带她参观了我的音乐厅，她告诉我：“你怎么可以用这么好的一个地方，我实在太嫉妒了。”

作为一个音乐家，有一个按自己梦想量身定制的音乐厅，是一件十分幸福的事情。

事实上，我们公司成立的时间并不长，虽然中途碰到了疫情，但一路走来算很幸运了。我们埋头做着自己擅长的事情，剩下的一切交给了所有支持我们的人，才能水到渠成地走到了今天。

至于学琴这件事，往往要好几年甚至十多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给孩子们时间，让他们去沉淀、去绽放。现在，他们可能只是一个个小苗苗，刚刚破土不久，长势还不错。但我们有信心能够让他们长得很好，需要的就是沉淀和时间的积累。

而我作为曾经的学生，现在的老师，看着这些小朋友从一开始到这里来，有的慢慢地开始举行独奏会，甚至走到更高大的舞台去演奏，去感受这个过程，让我很有成就感。

封面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