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正在全面打造“金融强国”，而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毫无疑问将助力“金融强国”目标的实现。
3月初全国开始进入“两会时间”，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香港立法会议员、高锋集团董事局主席吴杰庄，就从完善我国征信服务体系、进一步释放普惠金融发展潜能等方面提交了相关提案。
吴杰庄告诉记者，今年两会他带来的提案主要包括科技、金融和文旅类等类别，其中就包括了完善我国征信服务体系的相关提案。“在数字技术日新月异、数字经济蓬勃发展、数据要素潜能释放的当下，征信体系的发展空间更加广阔，赋能普惠金融高质量发展‘大有可为’”，他对此解释道。
“（但）当前，我国仅有一行两机构（即央行征信中心和百行、朴道两家机构）来负责个人征信业务，同时征信产品较少，收集信息的来源也不够全面”，吴杰庄认为，国家可以进一步优化相关方面的制度安排，让老百姓享受金融服务的成本更低，同时，降低金融机构的业务风险，从而提升实体经济的效率。
关于征信业务成本，记者查询发现，目前金融机构征信查询费用主要是按照《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进一步降低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9〕1318号）执行。其中，商业银行等机构查询企业信用报告基准服务费标准由每份40元降低至20元，查询个人信用报告基准服务费标准由每份4元降低至2元，实际收费标准根据用户机构向征信系统提供的数据量和查询量计算确定。而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融资租赁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民营银行、独立法人直销银行等10类金融机构查询企业和个人信用报告实行优惠收费标准。
在实操中，有业者反映，上述非商业银行的10类金融机构出现了实际征信成本不能真正享受到减费政策红利的情况。据悉，由于其主要以服务边缘城乡客户为主，申请客户量大，部分机构由于未享受商业银行享有的征信查询量和信用贡献度的乘数加乘政策等原因，往往导致单授信通过成本过高甚至高于传统商业银行。
而就促进当前普惠金融供给侧拓展应用服务，在吴杰庄的提案中也指出“作为现代金融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基础设施，征信体系能够改善信息对称情况，降低交易成本，巩固普惠金融的运行基础，提升服务效率和供给水平。”
对此，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农村商业银行、消费金融公司等10类金融机构以服务普惠金融群体为主，可以考虑在制度安排上，降低其征信业务成本，运用科技手段进一步提升效率，更好地为普惠金融群体提供服务。”
同时，建议进一步支持农村商业银行、小额贷款公司、消费金融公司等非商业银行类金融机构享受同商业银行一样的征信查询量和信用贡献度加乘政策，推动更多金融机构为普惠金融服务建设贡献更大力量；提升收费标准适用灵活度，允许适当条件下金融机构自主选择适用银行阶梯定价政策，进一步降低征信数据使用成本。
吴杰庄也认为，要真正实现普惠金融，征信机构的努力方向应该是“降低借贷成本并鼓励负责任的借贷”。而实现这一目标，一方面需要加快扩大征信机构服务范围、丰富征信机构数据来源，另一方面也需要包括征信机构在内的全社会共同努力。
首先，关于前者，吴杰庄提出，可以借鉴中国香港的MCRA（Multiple Credit Reference Agencies，即多家个人信贷资料服务机构模式）案例，央行成为数据库，并允许其他信用评级机构如百行、朴道运营，扩大现在的服务范围。
值得关注的是，借鉴美国、英国、马来西亚等的征信机构数量，吴杰庄认为，“我国最大容量是拥有4-5个授权的征信机构”。
就丰富扩大征信机构数据来源，吴杰庄则提出“建立个人和ESG（即环境、社会和公司治理）数据局是一个好的方向”。以个人征信业务为例，他认为，包括生活信息、志愿服务信息、环保信息、ESG信息等，最终，通过大数据评估出来的个人信用才更科学、更全面。
但同时，他强调，必须保证相关数据获得的风险指标或信用报告是可靠和可信的，“例如购物、旅行等其他数据很容易被操纵，只应被视为‘替代数据集’”，吴杰庄举例道。
其次，从全社会的角度来看，吴杰庄坦言，如果每个人都通过负责任的借贷来降低信用风险，那么征信成本就会下降。
“当然这也依赖于信用评级机构提供更多的信用教育和工具，真正将普惠金融的知识普及到每个人。”吴杰庄补充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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