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妙手书医”袁东珏：“疗愈”数万叶古籍，每一叶都是历史见证

明朝社稷之臣于谦有诗云:“书卷多情似故人,晨昏忧乐每相亲。”

然而承载不朽思想的书卷，自身却难抵岁月侵蚀，即便它们曾见证华夏儿女代代传承、九州大地风云激荡。在图书馆、博物馆和私人收藏中，有着数以万计的古籍需要我们的关注和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记录了人类的历史和文化，而修复它们则需要技艺与文化的双重考验。

拥有四十多年从业经验的四川省图书馆古籍修复专家袁东珏，一双巧手如仁医，慎重地、精细地修复着每一本古籍。

9月19日的微博文化之夜，汇聚了百余人的文化产业相关艺术家、学者、机构深度参与。繁荣的文化生态之下，百花齐放成为新常态。典礼上颁出了年度创新宣传博物馆、年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等奖项，其中袁东珏获得“微博年度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荣誉。在颁奖前夕，已经76岁的袁东珏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的专访。

在袁东珏看来，古籍修复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项文化传承的使命。

她强调说：“每一本古籍都是一个历史的见证，我们通过修复古籍，不仅可以延长其使用寿命，更可以让后人通过这些书籍了解历史，感受到我们中华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蕴。”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

“我们五千年的文化能够传承下来，古籍修复功不可没”

“我们五千年的文化能够传承下来，古籍修复功不可没。”从业四十多年，袁东珏依旧为她的工作感动自豪。

时间回溯至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大部分地区的古籍修复工作停滞多年而等待重新起步。为此，当时的文化部特意在杭州和上海举办了古籍修复培训班，这也是自1949年以后规模最大的一次。那次培训邀请了上海图书馆的赵嘉福、潘美娣以及浙江图书馆的钱蟾影授课，强大的师资力量使培训班的质量得到了保证。彼时的袁东珏，已从印刷厂调入四川省图书馆多时，并在老师傅的指导下学习古籍修复。因为具有印刷厂制作精装和平装书的经验，她被推荐参加了这次培训。

用年轻人的话说，“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一年期的系统培训中，袁东珏与来自全国各地的约三十人一同，从纸张鉴定、古籍版本到修复技巧等，共同接受了从理论到实践的全方位教学。袁东珏如饥似渴地吸收着新的知识和技能，光笔记就记满了两大本。

培训结束后不久，袁东珏就开始积极筹备四川省图书馆新的古籍修复工作。她亲自跑遍全成都大大小小的市场，寻找古籍修复使用的材料、工具。

此间讲究可不少：喷壶买理发店理头发用的那种，可以喷出细细的水雾；没有压平机就到建材市场把别人不要的大块石材边角料搬回来；缺少和修复古籍匹配的手工纸，就去四川夹江、福建各地寻访。天南海北“淘宝”，让原本狭小的修复室逐渐充实起来，一本本古籍也开始经袁东珏之手后重新焕发光彩。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

岁月流转，在此后那四十多年里，袁东珏以热爱和执着，修复了数百种、数千册的珍贵古籍，以及大量的书画、图档资料，其中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就达到了25种，190册，7350叶（注：此“叶”为古籍用字）。

“修一部，成功一部。”袁东珏这么要求自己。

当记者问到古籍修复的重要性时，袁东珏的眼神中闪烁着坚定的光芒。

她说，古籍是几千年来文化的载体，是我们不能割舍的一部分。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珍贵的文献，我们需要专业的修复技术。从古至今，人们尝试各种方法保护书籍，那些古老的传统和技术在今天仍然有着重要价值。修复古籍不仅是保护文物的过程，也是传承文化的过程。

修复古籍就像治疗病人，也要“望闻问切”

在袁东珏看来，古籍修复并不仅仅是技术问题，更是一项文化传承的使命。

“每一本古籍都是一段历史的见证，而古籍修复的最大魅力在于通过各种修复手段使我们的古籍起死回生。”她强调道。

而这样的修复并非易事。袁东珏表示，修复过程中需要克服的难点有很多。其中之一便是要充分了解每本古籍的破损成因、破损特点和历史背景。在修复过程中，需要尽可能地还原古籍破损前的原貌，尽量保留古籍原有的信息，以达到“修旧如旧”的效果，使古籍的历史价值得到最大程度呈现，同时也要考虑后人的阅读使用需求，采取更合理的修复路线对古籍予以保护。

古籍的修复过程，也是一次“对话”过程。袁东珏解释说，修复古籍就像治疗病人一样，要给它诊脉，望闻问切，了解它的“病情”并采取相应的“治疗方案”。这需要修复者具备敏锐的观察力和丰富的经验。例如，在修复过程中，修复者需要了解纸张的特性、墨水的成分以及病虫害的情况。

“毛笔蘸着浆糊和水，在破损书叶上行走，如果书叶被笔带起来了，

我就知道它不舒服了，我应该慢慢抚摸，它就伏帖了。”

袁东珏举了一个例子，她曾经修复过一部明代刻本《五音集韵》。袁东珏拿到这部书时，全书已经产生严重虫蛀。通过仔细观察和研究，她发现问题出在这本书使用的粘合剂上：全书全部采用托裱形式修复过，且使用未提纯的小麦粉制作浆糊，这使得丰富的蛋白质保留在了书叶中，为严重病虫害的产生提供了条件。为了治疗这部书，袁东珏重新调制了小麦淀粉浆糊，并为它匹配合适的纸张，经过痛苦的揭旧、补破、装订，终于使这部书重新焕发生机。修旧如旧，并完全符合可逆性原则，在几十年后可以被揭去修复材料而不伤原书。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

“虽然今天的修复工作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在修复过程中仍然需要考虑未来可能的变化。因此，修复者需要选择可逆性的材料和方法进行修复，以便在未来对古籍进行更好的保护和抢救。”

当决定修复一本古籍，意味着开始坐“冷板凳”。对于一些粘合在一起的书籍，有时揭开一页，就要耗费一整天的时间。在工作中，袁东珏强调了心态的重要性。“首先，你要热爱这项工作，才能坐得住。”她表示，除了对古籍本身的热爱，修复者还需具备对文化传承的责任心。修复古籍不仅是一项技术工作，更是一项历史使命。

科技带来便利，但取代不了手工修复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古籍修复工作也在不断进步，新技术的应用也为古籍修复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

袁东珏表示，科技的发展确实对古籍修复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明显的是在纸张检测方面。她指出，现在有了纸张检测仪，可以准确地鉴定纸张的纤维种类、颜色和厚度，这对于判断古籍的制成材料和确定修复方案具有重要作用。

“科技发展让我们能以更准确的方式去了解和修复古籍。”袁东珏说，“在修复之前，我们都会使用先进的科学仪器对古籍进行全面的检测和分析，这样我们就能更了解古籍的状况，制定出更合适的修复方案。”

除了纸张检测，数字化也对古籍修复产生了影响。袁东珏提到，现在许多图书馆都在进行数字化工作，这很好地解决了古籍“藏与用”的矛盾。古籍经过数字化，可以让更多读者使用。原件则可以归还书库在恒温恒湿下得到更长久的保存，这大大缓解了古籍破损带给古籍修复的压力。

但是，古籍数字化工作也需要古籍修复予以充分支撑，破损的书叶，经修复后才能更好地完成数字化任务，否则信息不全，又容易在过程中造成破损。

同时，四川省图书馆近年来特别重视对古籍修复档案的记录，如修复过程、使用的材料、修复前的状态等。这些信息不仅可以帮助后人了解古籍的历史和修复过程，也为他们提供了学习和研究的资料。相关信息经过汇总，相信能够在数字技术的帮助下为相关研究提供更多依据，推动相关领域的科研进展。

尽管科技为古籍修复带来了许多便利，但袁东珏也强调，科技并不能完全取代传统的手工修复。“现在，古籍修复有时会采用新的手段，如纸浆补书机，这个在很早以前就被研发出来了，不过我们的书叶有的很脆弱，水一冲散了，还有的书叶洇墨（指墨水在宣纸上非受控扩散）。所以机器的应用只是手工的补充。另外，在修复中有许多精细的动作，这些都是机器、科技取代不了的，在古籍修复这个领域，人的手艺才是最重要的。”袁东珏认为。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

随着国家对传统文化的重视程度不断提高，全国各地都已经开展了针对古籍修复的培训活动。在过去，我国从事古籍修复工作的人数还不足100人，现在这个数字已经增长到了上千人。袁东珏所在的图书馆也有一支由16人组成的队伍从事这项工作——团队最年轻的人还是00后。人数的增长不仅体现了国家对古籍修复工作的重视，也显示了全社会文化遗产保护意识的提升。谈起这个人数时，袁东珏的脸上也露出欣慰的笑容。

新一代的古籍修复师是如何培养的呢？袁东珏进一步介绍说，中山大学、复旦大学等知名高校都开设了与古籍修复相关的专业课程，还有很多地方学校也开设了文物保护与修复专业，专门培养古籍修复的本科生和大专生。

在这个数字化时代，尽管科技在不断进步，但我们不能忘记自己的文化根源。正如袁东珏所说：

“我们要走好自己的路，

同时也要将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贵文化遗产传承下去。”

古籍修复师，正是那些致力于挽救这些文化瑰宝的人。

谈及对未来的期望，袁东珏表示：“我希望能够培养更多年轻人参与到古籍修复工作中来。只有年轻人热爱这个行业，才能将这份事业传承下去。”

在采访的最后，袁东珏分享了一段她修复宋代本《茶经》时的经历。当时，她已经从事古籍修复工作十多年了。为了完成这次修复任务，她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也放弃了休息时间。最终，她成功地完成了修复任务，让这本极具历史价值的古籍得以焕发新生。

“当我看到那本被修好的《茶经》时，我感到非常自豪和满足。”袁东珏说，“那是一种成就感，就像完成了一件艺术品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