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王培安：从人口大国迈向人力资本强国

在关系到民生方方面面的话题中，生育、就业无疑是人们最关注的问题之一。

人口是生产、消费的主体，直接影响经济社会发展。而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2021年末减少85万人。人们注意到，这是我国60多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

我们该如何应对人口负增长？鼓励生育、优化生育的政策该从何入手？就业压力和焦虑怎样缓解……

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和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分别于2023年3月5日和3月4日在北京开幕。在全国两会召开前夕，十三届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会长王培安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的专访，回答了以上问题。

山东省滕州市举办女性专场招聘会 新华社图

应高度重视人口负增长，但不必过于忧虑

NBD：近期，我国人口负增长的新闻成为社会各界热议的话题，您怎样看待和理解这一现象？

王培安：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2022年末全国人口比上年末减少85万人，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6‰，这是60多年来我国人口规模首次出现负增长。从中长期来看，受生育率快速下降的影响，我国人口已进入负增长通道。

低生育率是人口负增长的主要因素，是人类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到一定阶段不可避免的人口过程，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发达国家普遍经历的人口现象。日本、韩国、意大利等很多国家都已经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人口负增长，还有一些人口大国比如印度也将在不久的将来不可避免地经历人口负增长。

我国人口负增长符合人口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与世界人口发展的总体态势相吻合。同时，我国人口规模巨大，人口减少的体量相对于总人口而言，还是相对微弱的，既不会根本性地改变我国经济社会整体向好的发展态势，也不会根本性地改变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更不会根本性地改变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我们应当高度重视人口负增长现象，但是也不必过于忧虑。

NBD：人口负增长后，劳动力人口会减少，从人口资源的角度出发，该如何确保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当前的政策需要作出哪些调整？

王培安：一方面，人口规模巨大是我国人口的显著特征。14亿多人口规模的巨大体量，对于尚不发达的经济社会运行基础和有限的资源环境负担能力，还是过于庞大。人口规模若能适当少一些，人均资源占有量就会更加宽裕，人均保有量更加宽松。

当然，人口多了不好，但也不是越少越好。当前我国老龄少子化问题凸显，处理好人口规模与结构的关系尤为重要。如果生育水平过低，人口规模下降过快，人口结构性问题就会更加突出。因此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优化生育政策，推动实现适度生育水平，保持人口规模和结构的长期均衡。

另一方面，人力资源禀赋优势是我们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有利因素。研究表明，人力资源总量而不是人口总量更能决定长期经济发展潜力。未来大国博弈，是高龄少子化背景下人口素质的竞争。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达77.9岁，比世界平均水平高5岁，比中等收入国家高5.7岁。

教育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54.4%，比中等收入国家平均水平高16.5个百分点，比世界平均水平高14.3个百分点。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2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我国创新能力排名第11位，在中高收入经济体中位列第一。

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的模型测算显示，“十四五”时期到205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将不断提高。15~64岁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男性、女性将分别从2020年的10.80年、10.62年，提高到2035年的12.58年、12.48年。我国受过高等教育的劳动年龄人口2000年为4453万人，占劳动年龄人口总量的5.12%，2020年已超过2.27亿，占比达23.54%，2035年、2050年预计分别达到3.29亿和3.37亿，占比持续提高，预计分别达到36.31%、45.23%。

因此，即便面临人口负增长的预期，随着健康水平和受教育程度提升，我国人力资源总量仍将在2040年前持续增长，到2050年保持稳定。

NBD：就业方面，中年人的“35岁危机”是近年来关注度非常高的话题，在您看来，如何从人口资源的角度入手，缓解就业焦虑和压力？

王培安：当前，我国就业市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劳动力总量供过于求和结构性短缺并存、人口素质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不匹配。

一方面，企业反映招工难，技能人才的求人倍率一直在1.5以上，一线普通工人也面临短缺。另一方面，部分高校毕业生等新成长青年群体存在就业难题，去产能等结构调整中产生的大龄失业人员再就业则更加困难。

据调研，随着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仅北京中关村计算机编程人员的缺口就约10万人。同时，我国60~69岁的低龄老年人口规模大且大多具有知识、经验、技能的优势，发挥余热和作用的潜力较大。

在低生育水平下，我国不能再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必须转向主要依靠劳动力质量驱动经济发展。加快提升劳动者技能素质，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源大国、人力资本强国。提升优化就业结构、改善公共服务，形成“人脑红利”“人才红利”“健康红利”。

就个人而言，应当对当前人口发展形势有客观充分的认识，从中把握人力资源市场的需求变化，有针对性地提升个人职业发展能力。

解决“不愿生、不敢生、生不出、生不好”问题

NBD：当前，全国各地纷纷出台鼓励生育的政策和配套措施，一些地方取消生育登记对结婚、生育数量的限制等。您认为优化生育政策应从哪几个方面入手？

王培安：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优化人口发展战略，建立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生育、养育、教育成本。2021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围绕组织实施好三孩生育政策，提出了一揽子政策措施。实施三孩生育政策，体现了国家指导和家庭自主生育相结合的精神。

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从微观上讲，能够满足绝大多数家庭的生育意愿，家庭可以有计划、负责任地科学自主安排生育时间、生育间隔和生育数量等。从宏观上看，也较好地体现了我国人口发展的基本国情。

各地积极落实中央决策部署，研究出台政策举措，对于营造生育友好的社会环境具有积极意义。

党的二十届二中全会强调，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贯彻党的二十大、二十届二中全会精神，迫切需要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切实解决群众“不愿生、不敢生、生不出、生不好”的问题，在家庭发展和生育保障领域加快基本制度框架的顶层设计，实现战略导向的历史性转变、生育支持政策的系统性重塑、人口治理体系的整体性重建。

一要倡导“适龄婚育、优生优育、责任共担、代际和谐”的新时代婚育文化，继承和发展“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人，人之本在育”等传统文化思想，培育发展支持生育的文化基础。

二要加强家庭和生育保障制度顶层设计和研究。深入调查分析当代家庭、婚育变化的影响因素。出台加强家庭生育观引导、提升生育意愿、完善生育支持、促进性别平等的政策措施，保障女性就业合法权益，促进家庭和谐幸福和人的全面发展。

三要突出“起点优先、儿童优先、短板优先”的原则，加强婴幼儿照护制度设计。加强生育保险研究。推动托育服务、学前教育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研究支持代际看护的婴幼儿照护津贴制度。加强人口变动对财政可持续影响研究，优化人力资本投入结构，切实减轻家庭“生、养、教”负担。

四要健全覆盖全生命周期和全人群的生殖健康服务，促进生殖健康和辅助生殖技术研发应用，支持困难家庭实现生育意愿。

NBD：一些婚育观念、习俗在一定程度上会阻碍人们结婚生育的意愿，您觉得为营造适龄婚育、优生优育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该从哪些角度入手？

王培安：当前，我国正经历着人口和家庭的双重变迁，低生育率和家庭小型化相互交织，呈现互相强化的趋势。

近年来，我国年轻一代婚育观念正在发生改变，家庭规模小型化趋势日益明显。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平均家庭户规模降至2.62人，较2010年减少了0.48人。西方“去家庭化”文化对我国家庭建设带来重要影响，大龄单身、同居、丁克等非传统家庭不断增加。

家庭观念变化带来的延迟婚育、不婚不育，成为我国生育水平下行的重要因素。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于2021年的调查显示，35岁以下女性只有不到70%的人认为“有孩子的人生才完整”。大力倡导构建新时代婚育家庭文化已成为当务之急。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决定》也明确要求，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尊重生育的社会价值，提倡适龄婚育、优生优育，鼓励夫妻共担育儿责任，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构建新型婚育文化。

贯彻落实好中央决策部署，要充分发挥新型婚育文化的正向引领作用，加强对青年婚恋观、家庭观引导，重塑多子女家庭养育文化，缓解生育焦虑，大力倡导修身齐家、孝悌和睦、代际传承、重视养育等家庭价值理念，使之成为国民内心尊崇、日常践行的价值信仰。

充分发挥计生协等群团组织优势和各类媒体作用，持续推进创建幸福家庭活动，弘扬“尊老爱幼、男女平等、勤俭持家”等传统美德，倡导“以家庭和睦促进环境和美、邻里和气、社区和善、社会和谐”。

实施新型家庭文化建设工程，通过优秀影视作品、网络作品潜移默化地影响社会观念，组织创作一批积极向上的文艺作品，讲好新时代美好爱情、和谐家庭、幸福生活的中国故事。在全国开展家庭友好城市、社区、单位创建活动，鼓励和倡导家庭成员互助、出台支持家庭养老育儿的政策措施。

以破除高价彩礼等陈规陋习为重点，加强农村地区青年婚恋观、家庭观引导，倡导将新型婚育文化内容纳入村规民约、自治章程，推进乡风文明建设。

破解女性因生育受到职场歧视，须从本源着手

NBD：在减少女性生育的机会成本、促进女性平等就业方面，我国目前存在哪些亟待解决的问题，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王培安：目前在职场上，确实存在着女性由于生育原因受到一些用人单位歧视的现象，女性由于在生育养育过程中承担了较多的责任，花费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所以导致用人单位更偏好男性，这使女性在招聘、收入水平、晋升等方面都受到影响。这种现象不仅在中国有，在世界各国都非常普遍。

所以生育政策的调整，客观上有可能加重女性在职场受到的性别歧视。破解这个问题须从本源着手，建立健全家庭友好的政策体系，改变不平衡的家庭分工。

近年来，各地陆续完善生育假、育儿假等政策举措，着眼于促进工作家庭平衡，保障女性就业权益。当然，要把“好政策”真正落到实处，让用人单位支持员工休假、让女性敢于休假而免受职场歧视。

一是要以经济、社会等相关政策为先导，促进传统家庭文化的创新性转化和继承，引导家庭内部劳动的性别分工趋于合理，强调父亲在家庭事务中的责任，促进家庭内部性别平等，让男性主动休假更多参与家庭育儿。

二是要从制度上有效提升男性休育儿假的比例，强调父母共享假期、共担责任的原则，减轻女性育儿负担，防止劳动力市场的性别歧视。

三是要加快建设覆盖“全民”的生育保障制度，建立政府、企业、个人合理分担机制，推动生育保险“扩面提标”，进一步出台配套监督和保障机制，研究制定相关税收减免和补贴政策，对用人单位进行激励和监管。

四是要探索建立公平普惠的女性带薪无薪相结合的育儿假、家庭津贴、税收减免等制度，不断健全家庭友好的政策体系。

NBD：3岁以下婴幼儿“育”的问题是影响民众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然而我国当前0~3岁婴幼儿入托率很低，原因是什么，怎样解决？

王培安：无人照料孩子、女性在职业发展和养育子女之间的矛盾是导致生育率下降的重要因素，严重制约了广大生育期家庭的实际生育行为。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显示，61%的一孩母亲因为“没人看孩子”、28%的一孩母亲因顾虑“影响工作和事业发展”而不愿生育二孩。

同时，由于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使得家庭对养育孩子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攀比”的养育之风逐渐形成，时间投入和经济投入非常大，家庭育儿成为沉重负担。同时，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在全世界都是最高的，托育服务的刚性需求很大。

OECD（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家庭数据库的数据显示，在经合组织国家，3岁以下儿童接受正规托育服务的比例为34%，我国3岁以下儿童入托率仅为5.5%左右。托育问题成为群众“想生不敢生”的主要障碍。

我认为，解决托育问题要在供给侧和需求侧同时发力，抓建设，抓需求释放。

一是推动将托育服务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坚定不移发展普惠托育服务体系，在居住区、工作区内配套规划建设普惠微型托育服务机构，鼓励机关、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带头兴办，为城乡居民提供质量有保障、价格可承受、方便可及的托育服务。

二是国家相关部门和地方要加大投入，加大政策扶持力度，既补贴建设经费也补贴运营经费，采取公办民营、民办公助等方式，鼓励引导社会力量举办普惠型托育机构，把托育服务价格降下来，激发释放需求，提高建成托位的使用率。

三是要统筹调配学位、托位，鼓励“托幼一体化”，推动有条件的幼儿园开设托班，将2至3岁幼儿托育服务纳入以公立机构为主的普惠型学前教育服务体系。此外，还要充分发挥工会、共青团、妇联、计生协等群团组织的重要作用。当前，中国计生协广泛开展“优生优育进万家”活动，提供宣传咨询和入户育儿指导，探索婴幼儿照护服务社会监督机制；实施“向日葵计划”，建立亲子小屋，促进农村儿童早期发展，取得初步成效。

NBD：有人认为互联网+、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替代了大量的工作岗位，这样一来似乎没必要再刺激生育、增加劳动力，您如何看待这类观点，人工智能等科技的发展，是否会降低人们生育的意愿和必要性？

王培安：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技革命与社会变革深度融合，客观上成为应对人口负增长的有利因素。

当前，人工智能、5G通信、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学、脑科学等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正在推动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到来。

科技革命不仅可以在体力上替代和辅助人类，而且还可以在脑力上替代和辅助人类，进一步解放人类的手和大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新科技革命可以为我国应对人口负增长提供一个更有利的科技环境。

封面图片来源：新华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