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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时，长期从事律师工作的朱征夫就曾多次在全国“两会”期间提交关于“建立前科消灭制度”的提案。
据红星新闻2月27日报道，2023全国“两会”召开在即，新当选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的朱征夫告诉记者，经过修改完善后，今年他将会继续向大会建议，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
值得一提的是，今日#人大代表建议: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还登上每经热榜，也引发网友们的高度关注。
朱征夫介绍，我国前科制度除《刑法》第100条规定：依法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入伍、就业的时候，应当如实向有关单位报告自己曾受过刑事处罚，不得隐瞒。除此前科报告制度以外，《法官法》《检察官法》《公务员法》《教师法》等四十多部法律还规定有前科规范，国务院《导游人员管理条例》《娱乐场所管理条例》《保安服务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以及数以百计的规章和其他地方规范性法律文件，甚至还包括例如网约车和外卖行业的“负面清单”“准入门槛”等诸多行业内部规范均有相关规定。
与此同时，前科人员的亲属也在报考岗位时受到诸多限制。《公安机关人民警察录用办法》《征兵政治审查工作规定》《民用航空背景调查规定》等法规均规定近亲属为前科人员则无法通过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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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涵盖了除农林牧渔行业以外的几乎所有职业类别，其中许多规定不分罪行轻重、不管犯罪是故意还是过失，只要有前科就施加各种资格、权利、机会的限制或剥夺，致使许多前科人员因工作权利被剥夺而面临严重生存困难。”朱征夫说。
他认为，现行前科制度侵害公民的劳动权、平等权。为何现行前科制度侵害公民的平等权？朱征夫解释说，在当今网络信息时代，前科人员往往会受到来自社会的不平等待遇。某些前科人员在入住宾馆时会被警察无故查房，进入广场或车站等集会场所时，也可能会受到警察的盘问，即使在没有法律限制的行业工作时，大多数时候可能会因为公司内部“背景调查”而遭到排挤和歧视。
关于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朱征夫介绍，我国《监狱法》第三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第七十条规定监狱根据罪犯的个人情况，合理组织劳动，使其“学会生产技能，并为释放后就业创造条件”。如果对前科人员的就业设置诸多限制，导致其就业困难，必然使我国狱政制度教育改造的目的难以实现。
朱征夫认为，建立前科消灭制度更有利于保护公民权利，解放社会生产力。
为此，朱征夫建议，修改《刑法》第100条的前科报告制度，设立与目前刑法轻罪和过失犯罪惩处相配套的前科消灭制度；从法律上消除对前科人员亲属的歧视性待遇；参照建立行政处罚记录消灭制度。
针对“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一事，《检察日报》2022年11月25日曾发表题为《强化轻罪立法是刑法积极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表现，完善配套制度设置提升轻罪治理效能》一文。
文中指出，为确保轻罪的治理模式顺利延续，笔者认为，应当降低犯罪带来的过度标签效应以及刑罚附随后果的严厉性，让行为人意识到，只要真心悔过并积极表现，不再危害社会，就有重新回归的机会；也让社会公众认识到，应当为轻罪罪犯回归社会给予理解和支持。
文中称，我国并未规定前科消灭制度，虽然刑法修正案（八）增设了前科报告免除规定，不过前科报告免除并不意味着前科的消灭，并且适用对象仅为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以下的未成年人。对此，可以考虑增设轻罪前科消灭制度，对犯罪情节轻微且主观悔改态度明显、刑罚执行期间表现良好的初犯或偶犯，在经过一定考验期后，消灭其犯罪前科。前科消灭后，与前科有关的一切法律后果便不复存在。
齐鲁晚报2022年2月28日曾发表题为《建立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有探索价值》的评论。评论指出，前科消灭是指曾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在具备法定条件时，抹销其犯罪记录，使其复归社会的不利状况消失，恢复正常法律地位的制度。应该说，改变“一日行窃，终身为贼”的制度，有利于消除社会矛盾，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让有前科者经过一定时间后可以告别过去，改恶从善、悔过自新。
法律的最终目的是保护权利，维护社会正常运行，不应是呆板冷冰的，而应是有温度的。构建轻罪前科消灭制度，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营造向上、向善的社会正能量的有益探索。
具体而言，对于轻型犯罪或过失犯罪的人，可在服刑完毕，消除危害后果一定期限后，没有再次犯罪的情况下，消除其犯罪前科，让其就业权正当权利等不再因此受到牵连和限制。进而有效消除对其身份的歧视与偏见，让其能够卸掉包袱，走向新生，感受到现代司法制度的文明与理性。
每日经济新闻综合检察日报、齐鲁晚报、红星新闻
封面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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