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对高算力问题,张科分享了蚂蚁集团接下来的工作思路,将“最大化提升算力效率,成立AI减碳技术等内部专项,以绿色化发展作为数据中心集群到软件系统,甚至是上层应用体系的整体一致性追求,打造绿色硬件、绿色计算机群和数据中心以及绿色应用。”
每经记者 熊嘉楠 实习生 罗艺 每经编辑 董兴生
2月25日,以“数字引领绿色发展”为主题的第二届中国数字碳中和高峰论坛在四川省成都市拉开帷幕。
当天下午,“数字科技企业绿色低碳发展”分论坛拉开帷幕成功举行。本场分论坛由中央网信办信息化发展局指导,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网络信息总体部、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主办。
论坛现场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
圆桌论坛环节以“行业企业绿色低碳发展”为主题,由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规划所所长徐志发主持,受邀的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副书记、教授级高工姜维,清华大学智库中心副主任汝鹏,蚂蚁集团计算智能首席架构师张科,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认证中心副主任杨檬,阿里云能耗云科创总监肖镭五位嘉宾围绕“企业在双化协同发展中的角色与定位”、“绿色科技如何与绿色低碳相融合”、“绿色化协同化发展的内涵”等话题展开深入探讨。
针对“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这一相互独立而又彼此关联的概念,五位嘉宾都分享了自己对其内涵的理解。
杨檬认为:“数字化是对物质和信息的重构,绿色化是从外部去关注整个事物变化带来的影响,以及如何把这种影响,尤其是有害的影响降到最低。”
在姜维看来,数字化和绿色化发展是相互依存的。以钢铁制造业为例,姜维表示:“在生产领域,数字化的发展能够推动工业领域商业模式的变革,可以使得生产的规模更加大规模化、定制化,从而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升效率。并且,钢铁行业属于流程性的行业,数字化后可以提高系统集成,能够做到能量流、物质流的有效、精准、智慧衔接,从而降低能耗,绿色化进步了,数字化也能实现迭代。”
在汝鹏看来,“双化协同”大致可以分为数字化赋能绿色转型(digital for green)、数字产业自身的绿色化发展(green for digital)以及协同发展三个维度。他认为,数字技术的绿色化发展是当务之急。
以当前“仅一次模型训练需耗电19万度,碳排85吨的”能源巨鳄“ChatGPT”为例,汝鹏表达了自己的“担忧”。“我甚至有一点科幻地在想,如果真像科幻片,像《流浪地球》的‘MOSS’那样,这种类人工智如果能够产生自我意识和对人类行为进行干预的话,它会不会为了自己的生存需要电力和能源,而去限制人类的发展和能源使用?”他认为,如果数字技术不能解决绿色化的问题,技术发展将面临巨大瓶颈。
张科亦指出:“这几年我国的算力规模每年超过30%以上的涨幅,一年下来数据中心的用电量超过2千多亿度,接近北京市区用电的2倍,但实际上真正用于计算的电能比例是特别低的,这对于高质量发展数字经济而言是一种极大的制约。”
应对高算力问题,张科分享了蚂蚁集团接下来的工作思路,将“最大化提升算力效率,成立AI减碳技术等内部专项,以绿色化发展作为数据中心集群到软件系统,甚至是上层应用体系的整体一致性追求,打造绿色硬件、绿色计算机群和数据中心以及绿色应用。”
目前,阿里云能耗云也在致力于降低自身的云计算碳排放,据肖镭介绍:“阿里云能耗云是一个‘长在云端’、为企业节能降碳提供一站式产品服务的团队,预计阿里云2030年之前要实现‘绿色的云’。”
“如何衡量一个企业到底有多‘绿’?这个‘绿’是你一个人自己说了算还是大家公认的?”张科认为,要把双化搞好,第一件事情肯定是需要知道怎么衡量。“必须要有一个标准出来,才能驱动整个社会和全行业往这个方向跑。”
随着双化协同的不断发展,势必会有越来越多的标准化需求。
近年来,工信部、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等政府部门陆续发布了推动数字化、绿色化发展的实施方案,但目前来看,我国双化协同的标准还非常少。杨檬说:“比如国标推出的关于智能工厂的过程以及工业的能源管控的技术要求,这种纯粹的双化协同标准数量可能两只手就能数得过来。”
根据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对钢铁、建材、电子、通信等各个重点领域的调查研究,我国现有的绿色低碳领域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大概有3000余项,但其中只有约1%涉及到数字化。反过来,这些行业领域在“十四五”期间提出的2000多项标准化需求中,亦仅有2%涉及数字化的标准。
不过,尽管目前标准化的缺口较大,但标准的实质就是需求的扩大和统一的产物。杨檬认为,加快“双化”协同发展标准的制定能够起到简化标准化对象的类型和数量、推动“双化”协同过程中可能涉及的数据接驳等争议问题的解决、利用标准来遴选和推动“双化”协同的标杆示范以及利用标准来协调上下游产业链四个方面的作用。
论坛现场 图片来源:主办方供图
“可以在双化协同过程中找到一种典型的应用场景,基于该典型特征来进一步实现标准化。”杨檬说。
那么,“双化”协同具体应在哪些方面?汝鹏提出了知识和技术协同、商业模式和产业模式协同、治理与监管协同,以及人才与文化协同四个层次的协同体系。
他表示,由于数字化和绿色化在这个四个不同层面上是存在差异的,因此“需要在这两化的中间交叉地带上行动和做文章,以知识和技术协同为例,就是要去发掘哪些是数字化和绿色化交叉的知识和技术点。”
“双化”协同将成为国际市场乃至国际政治舞台重要的竞争砝码,这也是汝鹏团队研究得出的一个基本判断。“2021年~2022年,欧盟在双化协同上投入了7亿欧元,美国还没有完全结合起来,数字是数字的,绿色是绿色的,但也在同步推进,意图抢占制高点。”
姜维对比世界钢铁同行,点出了当前国内推进“双化”协同发展时遇到的障碍:由于低碳化技术和数字化技术的进步,面临着风险大、投资高、周期长等问题。
而在这一方面,“我们现在更多的是单枪匹马,大企业自己做”。事实上,那些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国家提供了参考经验。“我们看到他们更多地是基于一种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大家一起研发,风险共担,成果共享。”姜维说,日本一个共性技术项目约有14个企业参与,韩国有5个企业参加,但我国在这一块仍然很薄弱,需进一步加大支持数字化、绿色化的共性技术研发的力度。
如何衡量一个企业到底有多“绿”?这个“绿”是个人还是公认的?绿色专利究竟能不能共享?能不能和同行业共同构建属于中国自己的碳排放因子库?数字化绿色化协同发展领域仍有不少问题待解决。然而,正如张科所建议的:“我们不要单打独斗。”要把绿色化数字化做得更好,技术本身必须要开放,而且必须要更多的合作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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