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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访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张丹丹:中国人力成本优势终结了吗?

    每日经济新闻 2022-12-29 22:20

    ◎中国人力成本优势终结了吗?张丹丹认为:“工资上涨真的就是劳动力变贵了吗?看它贵不贵,还要看生产的质量,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非常高。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指标——Unit labour costs,也就是相对生产一单位附加产值的产品的用工成本来看,中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相对全世界的一般水平是低的。”

    每经记者 丁舟洋    每经编辑 文多    

    今年10月,郑州富士康大面积出现新冠感染,但当时恰逢生产旺季,工厂最离不开的就是人。企业方面多次采取“加薪招工方案”,开出“30元一小时的工作时薪,并且一天补贴400元”的丰厚报酬,这样算下来干满30天,能到手2万元。于是,10万人的招募额迅速满员。

    到12月,疫情防控措施调整,据郑州富士康相关官方公众号8日消息,经过了56天的闭环管理,厂区“解除闭环”。

    如今疫情防控措施已经调整,但这次事件中的加薪招工部分,引发了一些关于中国人力资源、人力成本优势的思考。中国制造业发展到当下,当初的劳动力红利现在进入了什么阶段?该如何理解新冠冲击下的全球制造业变迁?

    近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就此专访了北大博雅青年学者、北大国发院经济学长聘副教授、教育部长江青年学者张丹丹,她长期关注中国城乡流动,特别是大规模外来劳动力流动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除了中国,还有哪能接住富士康?

    对于郑州甚至整个河南而言,富士康是一个“庞然大物”。

    《2020年中国对外贸易500强研究报告》显示,2019年郑州富士康的出口总额达到316亿美元,在榜单上居首,是我国最大的外贸出口企业。

    在我国改革开放这几十年的过程中,我们应该如何理解富士康这种劳动密集模式的经济实体?

    在张丹丹看来,苹果手机是一个布局全世界的产业链,它要满足全世界消费者。而这种需求必须得有人去满足,那么对应的生产怎么布局?从苹果的角度看,它一定要布局到人口密集地区,因为组装需要人工——毕竟现在机器还没法完全替代人,尤其像手机这样零件太多的产品。

    “世界上两大人口大国,就是中国和印度。印度现在生产组织的成本还比较高,它的社会整体也没有中国这么稳定,虽然他有一些技能很高的人,但分层太厉害。所以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劳动力在全世界的优势是无可替代的。”张丹丹表示。

    智能电子制造业原来是在深圳、东莞布局,十年前富士康转移到郑州,为什么中国有一个内部的产业重组?因为东南沿海富起来了,生活成本高了,它的产业转型了,就往中西部这样的内陆地区转移,包括重庆、成都、郑州,都有了富士康工厂。

    再往后看,就像当年中国承接了欧美的制造业转移,成为制造业大国。现在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像富士康这样的制造业会不会转移到其他国家去?

    对此,张丹丹直言:“我认为,像富士康这种大体量劳动密集型生产基地没地儿转。为什么没往国外去,因为其他国家暂时还接不住。”

    “首先,东南亚接不住。已经有不少纺织制造业转移到越南了,但都是小体量的。其次,非洲我们去看过,光是制衣类的,就得经过长达半年的培训才能达到一个中国普通工人70%的劳动率。智能电子制造业对劳动力的要求就更高了,它只能落在中国,除非它的技术上完全被机器替代。”

    “制造业仍是中国的优势产业,它的从业者人数在下降,但产值没有变,也就是说它的劳动生产率其实很高。”张丹丹说,“中国制造业的机器化程度很高,现在是全世界机器人保有量第一的国家,考虑进口机器人和中国自产的机器人,中国制造业机器人的使用占全球工业机器人市场的一半多,工人与机器人的保有比例为322台机器人/10000名工人,这个比例在2021年超过了一直具有世界领先地位的美国。所以中国的智能制造已经是全球领先了,像富士康这样的公司,能用机器替代的,都已经替代了,但大量组装环节目前还需要人工。”

    00后以自己舒服为主,与富士康抢人的是饿了么?

    高薪招募表一贴出,立刻满员。但就算没有疫情,富士康每年也会大量招工。这是一个人员流动很大的地方,一代代的年轻人于此站上流水线,又怀着复杂心情离去。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此前了解到,随着第一批“00后”(22岁)进入劳动力市场,如今的进城务工人员已与二三十年前截然不同。

    “和我们抢人的是美团、饿了么,年轻人会觉得在那里工作,就是在外面跑来跑去,比‘关’在流水线面前自由。”富士康内部人士表示。

    张丹丹的研究中也关注到进城务工人员代际更迭前后,呈现出的天壤之别。

    “00后进城务工人员和以前很不一样,70后是拼命挣钱回家盖房子,现在的年轻人就比较要求舒适。”张丹丹说,“因为他们的生长环境已不像(上世纪)70年代那么艰苦了,他们大多是独生子女,是在相对衣食无忧的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所以现在制造业工厂为了吸引人,需要提高工资,提高待遇,我们去佛山制造业考察时,发现工厂里的年轻务工人员会对宿舍提出要求——比如要有卡拉OK。”

    “另一方面,00后是完全的网络时代原住民,这也有别于80后、90后,在我们高校里也能感受到,现在的年轻人比较容易满足,不太会和自己较劲儿。”张丹丹说,“从务工偏好来看,00后更喜欢平台经济,相对不愿意去工厂务工,或者倾向于做劳务派遣,这种务工方式比较灵活,干两天不愿意就换一个”。

    张丹丹认为,对用工单位来说,这种灵活用工不利于降低成本。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过去40年中国的劳动力一直是非常有薪酬优势的。

    虽然工资在上涨,尤其是2010年后,产生了“中国人力成本优势已终结”的争论。“但是我觉得,我们看到工资上涨真的就是劳动力变贵了吗?看它贵不贵,还要看生产的质量,中国工人的劳动生产率非常高。如果我们用另外一个指标——Unit labour costs,也就是相对生产一单位附加产值的产品的用工成本来看,中国的制造业劳动力成本相对全世界的一般水平是低的。”张丹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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