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消费复苏不会立竿见影，消费重启是经济重点

每经记者 胥帅 每经编辑 刘林鹏 宋 红 杨 夏

12月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分析研究2023年经济工作，当中提到要更好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大力提振市场信心。

前段时间，姚洋、任泽平等六名学者联名发声，提出放开经济活动的七条建议，包括近期把放开经济活动放在优先位置、建议将2023年GDP增速目标设定为5%以上等。

把国民经济复苏摆到一个十分重要且意义优先的位置，我们需直视就业市场、通胀形势、消费服务业复苏等系列因政策变化所需要面对的现实问题，也需思考问题背后的逻辑演绎及与政策调整变化的适应张力。

12月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了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卢锋，探讨上述建议的逻辑、原因以及未来需要注意的问题。接受采访时，卢锋教授表示，提振消费是稳增长的基础，不过消费复苏不会以立竿见影的方式响应疫情防控等方面的政策调整，从各国疫情防控模式转型与经济运行关系看，政策调整初期感染人数大幅增加，消费者担心感染风险，仍可能减少外出，需经过一段调试适应时期后，新政策环境有利于消费的重启，政策效果才能逐步充分释放。

12月9日，顾客在山东省枣庄市一家超市选购儿童服装 新华社图

GDP潜在增速应该高于5%

NBD：姚洋等学者建议将明年GDP增速目标设定为5%以上。能不能这样理解，5%其实是今年中国经济的潜在GDP增长率？

卢锋：就目前我国经济潜在增速而言，从国内学界近年十余项相关研究采用不同方法估测结果看，低位估计认为在5.5%左右，高位估测观点认为仍有7%甚至8%，估计结果较多分布在6%上下。作为个人看法，我认为目前我国GDP潜在增速应高于5%，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增速应该是大幅低于潜在增速。

上述政策建议，不一定表示几位专家认为目前经济潜在增速就是5%，更是强调明年需要有一个显著提升的增长目标在政策层面更有效推动下一步经济复苏。今年前三季度GDP增速3%，从目前可得的高频数据看，全年经济增速或在3.2%~3.3%上下，较大幅低于5.5%目标。

NBD：2019年之前，我们国家每年的GDP增速通常维持在6%以上。为什么不把这个目标定到6%？

卢锋：对此可从不同角度讨论。首先学界和决策层对GDP潜在增速是否仍有6%存在分歧，不少学者或倾向于较低估计数。其次明年经济复苏具有多方面有利条件，但是无论在疫情政策转型阶段性波动调试压力方面，还是在外部环境变化潜在消极影响方面，也存在较多不确定性，显然不宜制定过高增速目标。

另外从我国宏观经济管理传统特点看，制定未来增长目标时会审慎考虑各方面情况，尤其重视留有余地，从审慎原则看官方把明年经济增长目标定在6%的可能性较小。当然现在离明年两会前决策层最后拍板增长目标还有一段时间，其间我国疫情和经济形势动态演变情况，对明年增长目标厘定仍可能产生不同方向并难以预知的影响。

NBD：如明年GDP增速能回升到5%，对劳动力市场和就业形势会有哪些影响？

卢锋：基于对近年相关情况观察，有理由相信如果明年经济增速能复苏回升到5%，应能在农民工转移、城镇调查失业率、新增城镇就业以及净增城镇就业系列指标上得到识别和响应，彰显经济运行和民生的改善。

卢锋 受访者供图

明年的消费市场有望好转

NBD：过去市场里面有很多企业受疫情影响比较大，如果明年GDP增速达到5%，这些领域的市场能恢复到何种程度？

卢锋：假设明年GDP增速能在疫情防控和其他政策调整助推下回升到5%上下，那么很多与经济增速回落低位相联系的经济活动特别是消费需求，有望得到不同程度的重启和复苏，比如说去餐馆聚餐，去旅行度假，去做文体娱乐活动等等，就会得到复苏或恢复。

当然，消费复苏不会以立竿见影的方式响应疫情防控等方面的政策调整。另外不同行业复苏程度会有差异，有的消费和经济活动难以显著恢复。

NBD：接下来，会不会出现出口和消费双双疲软的状况？

卢锋：疫情期近三年我国GDP增量中的外需贡献率平均高达25%~30%，在历史上可谓绝无仅有。不过随着欧美等西方国家应对通胀实施紧缩政策带动经济减速以及全球增长趋缓，今年10月和11月用美元衡量的我国出口已经进入同比负增长区间，明年这个趋势可能进一步展开，近年来的顺差驱动增长难以为继。全面看过度依赖外需本身存在问题，十几年前我们就在谋划改变。通过调整疫情防控和其他政策重启消费，确实是稳定宏观经济大盘的必然选择。

NBD：您提过一个观点，在一个成熟经济体的第三产业比例比较高，因而发展中国家经济转型发展，会伴随第三产业较快增长。近年我国第三产业受到疫情冲击，这对产业结构调整会有哪些长远影响？

卢锋：从数据看，发达国家第三产业占GDP比例通常在七成到八成上下，而发展中国家较低，该指标提升通常表现为经济成长的结构指标之一。例如我国2010年三产占比值为44%并低于二产占比，此后十年持续上升，2019年达到54.3%，年均提升约1个百分点，体现结构转型调整规律作用。

疫情期消费增长受阻对这个过程按下暂停键：2022年上半年该指标为54.2%，与2019年比较略有回落。二产占比逆势增长，从2020年的37.8%上升到今年上半年的40.2%。如明年我国消费增长能得到重启，上述结构转型规律会使得第三产业较快增长和占比提升重新成为现实。当然三产占比回归趋势的具体轨迹有待观察。

NBD：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消费信心层面，如何给出政策刺激去提高老百姓的边际消费倾向，让他们愿意去消费？

卢锋：边际消费倾向衡量特定时期居民收入边际增量中有多大比例用于现期消费。近来消费相对萎缩与消费边际倾向下降同时发生，不是由于后者导致前者，而是疫情环境下消费因受限制相对下降幅度超过收入，在数据上表现为消费倾向下降。换言之，并非因为公众心理变动导致消费增长乏力，后者主要是疫情环境抑制消费的结果，属于疫情宏观经济学范畴的特殊经验现象。

今年出现的公众储蓄倾向上升，居民提前偿还房贷等异常现象，也有类似背景原因。出现上述现象，不是因为人们收入增长或心理因素变化，而是居民收入增速下降同时消费萎缩更多，加上人们对未来收入增长预期走低，导致储蓄增加现象产生。另外疫情冲击与经济不景气环境下资产价格低迷，其他投资预期回报低于房贷成本，使得部分居民提前偿还房贷主动收缩资产负债表。

NBD：有些政策建议是对新能源、锂电出台更有利的支持政策。这两年，新能源等行业的市场需求好，资本回报率也高。既然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市场机制，是否有必要继续对其实施积极的产业政策？

卢锋：经过多年历练成长，其中包括政府多年来对新能源行业提供的各种补贴支持，近年我国新能源与电动汽车行业全面发力，国内产销量和出口都出现超常增长，成为疫情时期我国经济活力和韧性的重要亮点。

以新能源汽车为例，从2009年《汽车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启动中央财政资金补贴实施新能源汽车示范工程以来，到有关部门决定2023年取消新能源补贴，经历了十几年补贴支持发展过程。一般而言，早期必要的产业政策扶持等到行业自生能力提升后需及时有序退出，避免特定产业结构干预过于持久，扭曲市场运行机制。

NBD：疫情期间，钢铁等产业也进入一个下行困难时期，你赞成对其给予更多的逆周期支持吗？

卢锋：我国钢铁业经过上世纪90年代历练、新世纪初年崛起、十八大以后去产能和结构调整的整合，多年前已成长为比较成熟并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行业。疫情期钢铁业经历扩张与收缩交替的阶段性波动，不过总体情况显著好于诸多需求导向的接触性经济部门。对钢铁这类经过多轮周期波动和结构调整历练的行业，实施超越市场规则的特殊产业政策需更加审慎，避免好不容易形成的市场竞争规则预期被软预算约束预期所取代。

逆周期调控是宏观政策概念，如通过货币、财政政策松紧实施的调控，在我国还包括通过项目审批核准、发债和信贷融资支持、配套提供资本金等手段推进基础设施投资等准财政手段。不过通常不包含针对特定竞争性行业的补贴扶持或打压限制。区分逆周期宏观调控与竞争性部门产业政策，是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

通货膨胀形势面临变数

NBD：2020年下半年到2021年底经济出现“倒V型”走势，政策背景经历从边际收紧到再度放松的变化。明年政策边际调整会不会重复此前“倒V型”的经济走势？

卢锋：2020年下半年我国经济强劲反弹，三、四季度增速分别达到4.8%和6.4%，2021年一季度更是冲高到18.3%，但是此后增长动力不足，三、四季度经济增速分别跌落到4.9%和4.0%低位，形成“倒V型”走势。进一步观察可见，这个增长形态派生条件相当特殊，很难想象具有可复制性。下一步经济和政策环境不同，重复上述“倒V型”走势可能性不大。

2020年我国较早取得疫情防控成效，生产供给较快恢复加上出口需求增长推动经济快速复苏，促成2020年下半年到次年初经济强劲反弹。后来经济回落偏快并再次面临下行压力，则是多重复杂因素作用结果：包括新冠病毒变异株导致疫情形势持久化和复杂化，2021年“6%以上”增长目标约束性较弱，大规模积极宏观政策退出偏快与边际收紧作用，还有2021年若干行业加大监管力度影响等等。明年经济走势和政策环境难以再现上述结构特征。

NBD：建议里面提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但政策措施由政府制定和推进，二者该如何平衡和协调？

卢锋：近年疫情流行期，民营经济面临困难和压力较大有多方面原因：例如很多民营经济是中小微企业，更多属于服务业，相对而言受市场影响比较大。从信贷、利润、营收、资产负债表等方面看，疫情流行对民营经济造成更大冲击。

若干行业加大监管力度，有助于行业长期健康发展，不过短期也会带来调整压力，从实际情况看民营经济承受压力也更大一些。另外受现实疫情和经济形势以及舆情环境影响，部分民营企业家对未来发展预期走弱，安全感不高。

高层用“56789”充分肯定民营企业重要地位，如何切实解决民营经济现实困难，提振预期并激活潜能和创造力，是我国经济发展前景关键因素之一。从现实情况看，与时俱进务实调整疫情防控政策无疑是对民企纾困的急务要务；加强必要行业监管需更重视法治原则与程序透明度，避免对市场主体预期造成不利影响；另外还需针对现实问题深化改革化解深层体制机制问题。

NBD：回到经济复苏的问题，消费需求和扩大再生产的行为都会拉动采购，这对通货膨胀和大宗商品价格会有什么影响？

卢锋：随着国内疫情防控政策快速调整，我国经济有望进入后疫情时期新阶段；而欧美等西方国家抗通胀紧缩政策作用下，其经济减速和衰退风险大概率会增加，全球经济明年有望面临更大下行压力。在这个背景下，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和国内通胀形势可能会有新特点。

受疫情流行对供求不对称冲击及欧美等西方国家超强刺激政策影响，加上俄乌冲突地缘政治危机助推，2021年以后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强劲大幅飙升，成为欧美等西方国家严重通胀的重要推手之一。但是今年3月特别是下半年以来，部分主要大宗商品价格显著回落。

明年我国经济有望进入复苏轨道，由此在边际上增加对大宗商品需求，但是全球经济走弱前景会抑制大宗商品需求和价格，二者比较后者作用可能会大一些。除非发生新的超预期变化，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更可能延续近期走势向其长期趋势水平收敛，再现俄乌冲突后价格飙升局面的可能性较小。

用消费物价衡量的国内通胀形势则存在较多变数。与近年欧美等西方国家及部分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发生严重通胀形势不同，疫情期我国虽因进口价格抬升等因素推动工业品出厂价一度飙升，然而由于居民消费受压抑与房地产业受重创导致内需疲弱，供大于求格局决定了国内CPI通胀总体上波澜不惊。具体看数据，近三年CPI均值反而显著低于疫情前水平。

目前我国疫情防控模式正经历转型，明年重点行业监管有望逐步趋于常态化，宏观政策会继续保持积极态势，在新的政策环境下前几年特殊通胀形成机制会发生实质性变化。这并非意味着马上会面临显著通胀压力。相反，在疫情防控方针转型初期，由于存在冗余供给能力，加上消费需求会在过渡期后逐步释放，因而明年初更可能维持低通胀环境。但是通胀机制转变终究会在新的内外条件下展现其影响，使中期通胀形势出现有别于前三年的新特质。

NBD：对推动国民经济尽快进入持续复苏轨道，您还有其他的经济政策建议吗？

卢锋：过去三年我国疫情防控与经济增长取得多方面成就，下一步需在总结经验基础上改进完善相关政策，夺取疫情防控最后胜利并推动我国经济进入更好成长的新阶段。

要总结疫情期宏观调控与重点行业监管实践的丰富经验，在宏观政策方面更加强化逆周期调控并提升其成效，以逆周期调控优先原则安排逆周期与跨周期调控关系，更好地发挥逆周期调控对稳定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功能。另外引入必要监管需要兼顾法治原则与程序合理，实施必要监管规则时重视维护市场主体预期稳定。需评估近年重点行业监管风暴实施成效，在总结经验和巩固成效基础上向常态化监管过渡。

就推动国民经济尽快进入持续复苏轨道而言，走出早先防疫模式并推进目前疫情防控政策转型确实是重中之重。当务之急是要应对转型过渡期公众大规模感染可能带来的一次性冲击，紧急动员和储备足够资源应对相关需求可能出现的急剧飙升，提升社会公众与经济系统应对冲击能力并平稳渡过颠簸期。相信依托我国体制优势，一定能成功应对正在逼近的新挑战，使得我国经济和社会走出三年疫情阴影，迎来更美好未来。

封面图片来源：新华社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