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着力解决短期财政问题,更要重视经济发展的长期课题。
柳华平 余昕雯 每经编辑 赵博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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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来,我国宏观经济呈现“快速探底、压力加剧”的特征,5月以来,中央及时研判、果断行动,采取一系列稳定经济大盘的强有力政策,匡扶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总额、PMI预期指数等敏感经济指标边际改善,带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服务业生产指数、汽车产销量、房地产投资销售等指标降幅收窄。
虽然经济在强力政策支持下出现好转,但财政收支不平衡的问题依然突出。从目前一些地方的情况来看,很多基层财政面对“六保”都显得捉襟见肘,加上存量隐性债务负担,使得地方面临经济和债务双重压力。
近期许多专家学者在财政经济税收问题上提出见解,部分学者担忧在宏观政策实施力度需要加大的情况下,财政收支能否保持平衡,能否实现预算目标,呼吁要对财政收支平衡面临的风险早做准备。有的学者呼吁继续加大积极的财政政策实施力度。还有的学者呼吁加大货币政策力度,从宏观上释放更多流动性。可以说,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我们认为,既要解决短期财政问题,更要重视经济发展的长期课题。
革命战争时期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逐步形成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思想,强调生产在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四大环节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生产决定分配,经济决定财政,只有下大力气发展生产,才能争取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强调发展才是硬道理,逐步形成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尔后,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彻底阐释了生产、分配环节的制度问题。党中央审时度势,明确我国是经济相对落后的发展中大国,仍然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解决发展的问题。党的十六大以来,从发展持续论角度丰富了经济发展思想,提出发展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在发展中改革、在改革中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直面新时代的新目标新问题,形成了包括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的一系列经济发展思想,推动我国经济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书写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崭新篇章。
可以说,发展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落地抓手,是解决一切问题的“金钥匙”,也是判断和检验一切工作绩效的“试金石”。
习近平经济思想多方面系统阐释了我国经济领域如何发展、实现什么样的发展等一系列重大问题,是推动新时代我国经济工作的科学行动指南。我们感到,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着眼发展,破解难题的的基本着力点选择。
今年以来,疫情发生的不确定性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市场主体发展信心,外在表现体现在经济循环不畅、居民消费信心不足等多方面,以省域、市域范围的经济小循环较多,而全国统一的经济大循环呈现收缩。6月25日,中国宏观经济论坛(CMF)2022年中期报告指出,本轮疫情后,我国面临的微观基础、市场预期、运行模式、外部环境、政策空间都发生了变化,经济复苏将比2020年面临更大挑战。如何应对这些变化,最根本的还是要规范好“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的运行边界,促使市场和政府两只手各司其责,相互补位、相互促进,共同发力护航经济健康发展。
着力点之一:畅通循环,坚定不移地发挥好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市场依靠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供求机制配置资源,而以上机制发挥效用必须依托畅通的市场经济循环。在疫情常态化防控时期,各地如不协调统一防疫政策,就会增加经济循环的制度性成本。当前,在市场层面要致力于解决发展面临的隐形屏障,完善并严格执行全国统一的防疫标准,畅通交通运输、人员流动等经济循环的微小颗粒,真正做到“非必要不封控”,尤其要防止为了规避责任,机械教条、层层加码、政策执行“异化”,最大程度上降低防疫措施在资源配置中对要素流动的限制和要素价格的扭曲。同时,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好十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发布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在市场领域采取的一系列措施,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着力点之二:因势利导,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2022年中央经济工作会对当前经济三大形势进行了充分预判和政策安排,在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总基调下,一季度经济实现良好开局,但随疫情形势发展,年初布局的一系列措施与严格的防疫政策效用一定程度相互抵消。对此,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宜至少考虑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提高公共政策的相互配合性。经济运行是一个系统庞大复杂的循环,公共政策对经济的影响效应因其目标不同而存在差异。各级政府在出台公共政策时,应做好效应评估,协调、妥善出台政策,尽最大努力避免政策效应相互抵消。二是增强公共政策的目标一致性。当前,稳增长、稳市场主体、保就业是一切宏观经济政策制定的出发点,要实现“两稳一保”目标,关键是要为市场松绑,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体现政策对经济发展的正向效应,应更加重视政策出台的“时、效、度”,一切不利于市场松绑的政策宜暂缓施行。三是增加公共政策的持续稳定性。政府宏观调控主要是通过影响市场主体的行为选择发挥效用,政策从制定、出台、执行到产生效用有其必要的生命周期,且不同的政策发挥效用的时间差异较大。只有稳定的公共政策才有利于稳定预期,微观市场主体才敢于做出选择。四是公共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要利用公共政策筑牢民生底线安全网,推动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一系列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领域的公共产品供给保障,防范发生系统性民生风险。
着力点之三:协调补位,市场与政府要手拉手共同前进。
市场和政府的关系问题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市场和政府的关系也在发生变化。回顾40余年改革开放史,总体来说是市场不断做大做强,扩展发挥调节资源配置作用领域的40年,政府逐步退出市场化成熟领域,形成成熟一个领域、放开一个领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化进程。这是我国稳妥推进经济社会发展的良好经验,要继续保持,避免在未达到放开条件的领域盲目放开而导致市场、政府两不管情况,也要避免在达到放开条件仍然不放开导致资源配置扭曲、低效的情况,致力于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优势,形成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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