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特约评论员 陈宪
最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我国经济发展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世纪疫情冲击下,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和不确定。
在笔者看来,当前经济形势的复杂,表现在三个交织上。
其一,总量问题与结构问题交织。直至2008年金融危机,西方国家宏观经济政策基本是针对总量问题。对于中国,由于经济体制和发展方式的双重转型,结构性矛盾一直突出。金融危机后的西方国家,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也凸显出来。原来讲宏观经济均衡,就是总需求和总供给的总量平衡。
现在人们越来越发现,GDP三种核算方法视角的三个结构问题,决定着一国经济运行和发展能否沿着最优路径前行。一是支出法的最终消费、资本形成和净出口结构;二是生产法的三大产业结构,重要的是制造业占比,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三是要素法的劳动和资本所得的比重,以及税负问题。在这三方面,我国都需要完善。第一个结构中,居民最终消费和有效资本形成占比,一直没有达到相对均衡的状态;第二个结构中,先进制造业占比,尤其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也存在不尽如人意的问题;在第三个结构中,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占比,以及宏观税负,不能不说存在着比较突出的结构性矛盾。
其二,常态问题和非常态问题交织。在宏观经济学或宏观经济分析的框架中,严重的需求冲击或供给冲击,使经济运行进入衰退或萧条,就是非常态了。后人研究凯恩斯和哈耶克时,有一种观点认为,凯恩斯的国家干预是面对大萧条这个非常态的政策举措,哈耶克讲的市场自由,是常态下的情形,二者并不在同一个层面或视角看问题。遗憾的是,当哈耶克批评凯恩斯时,凯恩斯已经不在了。疫情是公共卫生危机,尤其是这场严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运行进入非常态,而且疫情的不断反复,使经济波动的态势受到疫情蔓延和防控形势的影响。在人类历史上,非常态对经济运行和发展的影响不可谓不深刻。
其三,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交织。在宏观经济的框架中,短期问题和长期问题的关键区别是,短期价格弹性:价格对供给和需求的变动及时作出反应;长期价格刚性:价格在以前的水平上固定不变。因此,长期中经济的产出取决于资本、人口、技术、人力资本和自然资源等因素,而这些因素并不受物价水平影响。因此,面对总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政策和总供给管理的发展政策着力点是不一样的。2008年金融危机后,专家说,现在是短期政策即稳定政策长期化。这既有政策操作上的问题,也有现实经济运行发生变化,导致短期政策被动地长期化。中国好在2012年以后,对宽松的货币政策保持了高度警惕,有效地防止了短期政策长期化及其带来的不良后果。
在复杂的经济形势面前,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积极推出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政策发力适当靠前。这里,有利于经济稳定的政策包括宏观政策、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和社会政策。
长期以来,宏观政策特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即主要是总需求管理的反周期政策。对总供给管理的发展政策较少涉及。上述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改革开放政策、区域政策和社会政策,是发展政策的范畴。
也就是说,破解复杂经济形势带来的矛盾和问题,既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又要积极推进有效的发展政策。正如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微观政策要持续激发市场主体活力,结构政策要着力畅通国民经济循环,科技政策要扎实落地,改革开放政策要激活发展动力,区域政策要增强发展的平衡性协调性,社会政策要兜住兜牢民生底线。
发展政策是国家履行经济管理职能,调控国家宏观经济水平、结构,实施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的指导方针。发展政策讨论的所有问题都涉及到长期总供给曲线的移动,最具战略性、根本性。
因此,笔者对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的“政策发力适当靠前”的理解,和目前看到的一些观点不尽一致。这里的“政策”主要指宏观政策,还是发展政策?笔者以为,在当下的背景下,主要指发展政策,即微观政策、结构政策、科技政策等。在宏观政策稳健有效的前提下,发展政策的发力适当靠前,将对中国经济形成新发展格局,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产生积极的深远的影响和作用。
(作者为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上海全球城市研究院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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