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影节大师班丨陈可辛:观众在哪里,我们就去哪里

    北京国际电影节 2021-09-26 15:31

    2013年,陈可辛第一次与编剧张冀合作,拍摄了电影《中国合伙人》,次年,二人合作的剧情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引发热议,2020年,陈可辛执导、张冀编剧的《夺冠》将中国女排坚韧不拔的精神传递到了大银幕,令国人动容。在本届大师班,二人透过几部作品细致讲述了他们合作的历程,陈可辛导演亦分享了自己近十年来的电影创作经验。

    本届北京国际电影节邀请集导演、监制于一身,华语影坛最具影响力的创作者之一陈可辛先生与他的黄金搭档、编剧张冀进行深入对谈。

    2013年,陈可辛第一次与编剧张冀合作,拍摄了电影《中国合伙人》,次年,二人合作的剧情片关注社会现实问题,引发热议,2020年,陈可辛执导、张冀编剧的《夺冠》将中国女排坚韧不拔的精神传递到了大银幕,令国人动容。在本届大师班,二人透过几部作品细致讲述了他们合作的历程,陈可辛导演亦分享了自己近十年来的电影创作经验。

    陈可辛电影大师班活动现场

    快乐的“中国合伙人”

    在对谈中,陈可辛和张冀首先回顾了他们首次内地创作的合作经历。张冀深情回顾道:“2012年我们第一次相识,创作《中国合伙人》,马上就十年的时间了。那是我第一个电影剧本,我记得我见你的那个下午,现在想起来有点像一场梦境。如果让我来描绘一下这十年的创作,《中国合伙人》还是我非常快乐的一部戏,我对电影满怀憧憬和新鲜感的一次经历,有一种甜蜜的感觉。”

    对此,陈可辛表示,《中国合伙人》是其三十年导演生涯里拍得最快乐、最没有压力的一部电影。“虽然它是讲一个内地年轻人在改革开放后的故事,我个人基本上没有经历过,但我用自己年轻时候的经历去移情在这几个角色上,产生了很多认同感。”陈可辛认为,《中国合伙人》是个分水岭,影响了后面整个十年的电影经历。同时,这十年很重要,“碰到一个想法那么接近的编剧。毕竟我要拍这些接地气的电影,不管我怎么会观察不同地方的人,我还是很难接地气,非常需要一个内地的编剧,作为一个不写剧本的导演,这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合伙人》剧照

    张冀则在首次与陈可辛合作影片《中国合伙人》时就发现了陈可辛的创作规律,“你继承了好莱坞主要的叙事传统,但在每一次拍摄和剧本创作过程中,你又无时不在打破好莱坞的传统,打着好莱坞反好莱坞。”张冀认为,后来的《夺冠》在结构上打破了好莱坞传统。

    对于自己在“类型中反类型”的偏好,陈可辛表示,自己一直看好莱坞片长大,最喜欢的是70年代的新好莱坞电影,“70年代的好莱坞其实就是一帮受了传统好莱坞结构影响长大的小孩,然后决定要当家作主了,那时的电影艺术家和影片,如弗朗西斯·福特·科波拉的《教父》、迈克尔·西米诺的《猎鹿人》,还有其他影片如《午夜牛郎》《雌雄大盗》等等,这些都是我特别喜欢的戏,它们都是在传统叙事里面找一些新意,使得观众愿意往前看。陈可辛认为,没有(结构上的)断裂,“纯粹拍煽情苦情的打拐戏,我个人是没有什么兴趣,因为其实看新闻就行,没有什么可拍性,最大的可拍性就是有前后段。”

    从年轻的UFO时代
    到成熟自然的内地创作

    张冀认为,陈可辛在《中国合伙人》时期,及香港电影UFO时代创作的作品,都是温情的、自然的、写实的,甚至带有一些戏谑的讥讽基调的,也拍了一些小男人小女人,中年危机或者中产阶级危机,但是后来更反映出真实,更勇敢地去面对生活本身的东西。对此,陈可辛表示认同,认为UFO时代的自己比较年轻,“拍的都是情情爱爱、风花雪月的、小男人的,友情、爱情、亲情等等”,后来变得更草根,更接地气。

    陈可辛与编剧张冀对谈

    对于香港和内地不同的创作时期,陈可辛有着很多深刻的见解,其中之一便是对两地演员在表演方法上异同的体认。他表示,香港的演员很少受过正规的训练,“很多拿奖的演员未必完整地演过一场戏,台词不一定能全记得住。我尽量把他的优点拉出来,把观众没见过的东西写到剧本里,使得他们能够本色演出,这个本色可能是观众不太知道的,这样子事半功倍,我用这一招用了很多年。”而内地演员演过很多舞台剧,有些时候可能掉进套路,“我们就需要把他从套路拉出来。香港和内地演员是两个极端,我还是得把他们拉到中间,把最自然的一面、观众最没见过的那一面摆出来。”

    对陈可辛作品中的自然和真实,作为编剧的张冀深有体会。他表示,自然和真实是陈可辛导演在电影中永远都在表达的一个东西。张冀更把和陈可辛的合作戏谑地称为“辛酸史”——“特别是其中有几部作品真的是崩溃,你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就是要没有套路,就是要把这个本子给到演员的时候让他们是自然流露的。”而除了剧本之外,张冀对陈可辛的选角天赋赞不绝口,“你确实不是一个现场型的导演,但真正选一个演员演一个角色的时候,你这方面真的有点天分。这不是一个技术的难题,这是一个经验,也是你追求的东西,这也影响到我。”

    对此,陈可辛坦陈,电影绝对不能是套路,“但老实讲,什么电影不是套路?我学电影的时候老师跟我说,其实电影的故事就36个,所有故事都是从那36个变出来的,来来去去也就那么几个套路。在那些套路里面,我们怎样使得它不像套路,使得它自然、有生命,觉得每一次都是全新的经验,这是我们做导演要做的。做导演没那么难,要有耐性,要有说服力,要会说,这是很重要的。你要跟所有的部门沟通,最重要的是咬着不放,永远咬着不放。”

    陈可辛与编剧张冀对谈

    “从业生涯中最没底气”的《夺冠》

    2020年,陈可辛执导的《夺冠》将中国女排坚韧不拔的精神透过大银幕传递给全国人民,国人无不为之动容。不过,对陈可辛和张冀二人来说,这部作品却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大的挑战。张冀就表示,《夺冠》是他“最难以放下的一部电影”,“它是一个庞大、巨大的题材,不光是拍了一个运动,拍了一个体育,它拍了一个家国,拍了一个时代,可能我们拍了这个题材以后未来十年、二十年没有人可以拍了。我觉得从格局上,从主题上,从情感上,它更多元也更大。”

    《夺冠》剧照

    陈可辛坦承,自己完全不是排球迷,甚至不是体育的爱好者,“确实这个电影是最没有底气的一部电影,我一辈子拍电影最没有底气的一部。确实做选择之后,我们都同意用这个方法去做,但是我们最大的分歧本来是在于怎样使用这些素材,是拍一部电影还是电视剧?不过,对我来讲是没有遗憾的,拍电影就是这样一个妥协的艺术。我们能幸运地拍到中国女排,还见证了那么多优秀演员的表演,包括国家队最后全员来帮我们重打那场中巴大战,我觉得这些都是奇迹来的,作为电影人,我觉得我们有机会拍这样一个戏,很幸福。”

    张冀对此深表认同。他回忆起自己在《夺冠》杀青那天泪洒现场,“我觉得在这么大的升级的一次创作中,还是找到了那个你的原则,就是拍真实的人,拍时代中小人物他们的那些挣扎、成长、徘徊,互相的取暖,当然也会拍出一些残酷的,但这个残酷的东西最后,你都会走向温暖,走向成长。”

    《夺冠》剧照

    陈可辛也对张冀所表达的“成长”深表赞同。从导演的角度,他表示,“我们让真正的国家队来演,有几场戏都让我怀疑,我现在在拍电影还是拍纪录片呢?对我来讲那个是非常非常奇怪的经历。其实每部电影都是一个很好的磨炼,通常每部失败的电影,不管是票房或者口碑上,会让你有一个跃进,或者让你更加理解自己。其实这不只是拍电影,人生也是,很多不好的经历都可能帮我们整理好自己继续上路。”对于未来自己的电影之路,陈可辛满怀期待和信心。“永远保持信心,明天会更好,会有温暖的东西,而且永远把这些东西化成力量,不管是拍电影,还是做人或者做事的判断、决定,我都会有成长,这个是一定的。”

    试映与调研:
    香港、内地和好莱坞的切片观察

    作为一位在内地、香港和好莱坞等不同创作环境下均有体验的创作者,陈可辛导演向我们分享了各地电影产业的一个侧面,即试映和调研体系。

    陈可辛回忆,香港的试映和调研体系主要来自于午夜场。“香港的观众都是草根而非中产,所以香港的电影从来都不是讨好那种很高级的观众的电影。香港的午夜场会卖小食,大家还能带着小吃抽着烟在电影院里面看。电影院是两层的,下面是普通观众,主创、演员或者圈内的人在楼上看。观众很直白的,喜欢就鼓掌,不喜欢就骂,这个就是香港当年的调研。”而在午夜场之后,主创就开始针对观众的反应迅速调整。“我们就回来说,哪里有人笑,哪里有人骂,哪里有人上洗手间,我们回来修片,那个时候修剪就直接拿胶片剪,没有时间重新做混音,这样中间可能有些地方会断。”

    而在好莱坞,试映和调研体系完全以另一种形式展开。“我的第一部戏就是《情书》,他们有一个机制去说服导演,或者去合法、合理地‘强迫’导演改戏。那什么东西合法呢?就是观众,所以他们就去找了电影院,找了一些调研公司,其实我们(内地)也做调研,但是我们不是为了和导演对抗,但在美国,就变成公司、投资方、监制对付导演的工具跟武器。他们调研就选择了一个分数一定不会高的地方,这样就能够去强迫你去改电影的版本,这就是美国调研。”

    陈可辛电影大师班活动现场

    针对当前中国内地的试映和调研体系,陈可辛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做调研有几个好处,“我们要说服发行,我们要说服院线,我们要给信心。我们通过调研分数决定我们这个戏估计票房高不高,我们会做多少的宣发费,这些其实都是一个非常理智的理性的电影投资决定,是非常有用的。”不过,陈可辛也认为,数据并非永远正确,“我们做完调研自己独立思考,不能盲目地相信那个分数。”

    “永远站在擂台上”的陈可辛

    当今电影走向流媒体似乎已经成为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针对张冀关于流媒体趋势的提问,陈可辛表示自己并不反对。“我确实不是一个电影原教旨主义者,虽然我很爱电影,我也在大电影院长大的,我也觉得在电影院看电影是非常爽的一个事情,但是我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当你有了这一年多疫情的影响,在各地电影院,不管是内地还是海外,电影业都受到很大的冲击,如果完全对串流(流媒体)这个东西抗拒,说我们是电影人,不是电视人,不是网剧的人,那么,可能我们的观众会越来越少。”陈可辛认为,自己并不喜欢有使命感地去拍电影,“但是不能够回避或者否认,当你真心去拍电影的时候,你的电影会感动到人,你感动到人的时候会改变他的生命,改变他的人生观、价值观。要是我们希望把我们的这一套东西告诉观众,观众在哪里我们就应该去哪里,这是我个人的选择。”

    陈可辛认为:“观众在哪里我们就应该去哪里,这是我个人的选择。”

    面对未来流媒体的机遇和挑战,陈可辛充满“斗志”和期待。他表示,“我们应该永远站在擂台上,不管那个擂台是什么样的擂台,就是永远抓住我们的话语权。我们能讲故事,我们能感染人,有这个能力,就不应该放弃,我觉得这是我们作为电影人的责任。”事实上,陈可辛不仅对电影人充满信心,也对电影这一媒介本身充满信任。“我并不觉得,在电影院观影的这一套东西就会被淘汰,它可能会变成一种更高级的活动,可能会变成一种文化的高级的活动,就像去看歌剧那个感觉的东西。我们永远要对这种经营模式的变化有准备,也要有对策,也不能够固执,不能够固步自封。我们一定要跟年轻的观众沟通,一定跟他们尽量保持我们对话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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