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碳”目标下高耗能产业是否都将被淘汰？院士：电解铝、工业硅等高耗能产业正在向可再生能源富裕地区搬迁

每经记者李彪北京摄影报道每经编辑陈星 “电解铝、工业硅等高耗能产业正在从东部和西部向水电资源丰富的西南地区搬迁。比如云南，由于具有丰富的水电资源，在绿色能源战略指导下，为了充分利用水电，引进了大量电解铝、工业硅等高耗能产业。” 9月11日，在以“协同减污降碳建设美丽中国”为主题的“美丽中国百人论坛2021年会”召开期间，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副主任贺泓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时做如上表述。 贺泓指出，对于高耗能产业要进行分析，如果使用的是风电、水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在资源富余的部分西南省份是可以发展一些高耗能产业的，各地在对待上马高耗能项目上，应该因地制宜。 贺泓进一步解释，水泥、电解铝、工业硅等高耗能产业在我国能源富余的地方适当集中发展，形成规模效应是可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要根据当地的碳排放现状及环境质量状况，加强环境保护，算清楚碳排放总量及环境容量。 协同减污降碳，实现臭氧和细颗粒物的协同控制仍需深度减排氮氧化物 我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十四五”时期，我国生态文明建设进入了以降碳为重点战略方向、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实现生态环境质量改善由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时期。 论坛主席、中国气候变化事务特使解振华表示，据测算，我国采取积极气候行动，仅能源绿色低碳转型领域就可以带动130多万亿元投资，市场潜力巨大，不但可以降低产品的“碳密度”，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在国际贸易中保持竞争优势，还可以从源头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有望实现环境空气质量一级标准，PM2.5年均浓度可达15微克/立方米，大幅提高民众健康水平。这也是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建设美丽中国的内生动力。 同时，解振华说：“为确保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我国已经成立碳达峰碳中和工作领导小组，正在制定‘1+N’政策体系。” 对于减污降碳协同增效，贺泓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我国大气污染防治取得了很大成就，PM2.5平均浓度已经快速下降。早期，PM2.5浓度下降主要通过加强燃煤排放治理，大幅降低二氧化硫浓度带来。近年来，PM2.5下降的同时，臭氧污染开始显现，臭氧和颗粒物的协同控制面临重大挑战。 贺泓进一步解释：“二氧化硫、氮氧化物和VOCs是造成大气复合污染的重要前体物。其中二氧化硫主要来自燃煤，目前已经得到有效控制；氮氧化物主要来自燃煤和机动车排放，是形成PM2.5和臭氧的重要前体物，控制潜力还很大；而VOCs的排放控制有很大挑战，一方面，VOCs也和化石燃料燃烧相关，但除此之外，VOCs还有很多其他排放源，比如植物排放、溶剂使用的无组织排放等，这些VOCs的末端治理难度非常大，下一步需要重点从源头上减排VOCs。” 贺泓说，更长远的污染物减排需要推动减污降碳协同增效。从空气质量变化的趋势上看，现有空气质量标准下，今后影响优良天数的主要污染就是臭氧。我们的初步研究表明，要想实现臭氧根本性控制，目前比较现实的手段是氮氧化物深度减排。现在已经朝这个方向努力了，臭氧污染恶化的势头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遏制。碳中和的目标和空气质量改善的目标高度一致，碳中和目标实现的同时也将推动氮氧化物等前体物的深度减排，进而实现臭氧和细颗粒物的协同控制。 贺泓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部分高耗能产业正在往一些西部地区富集 在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的过程中，生态环境部多次强调，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和重点行业、重点企业率先达峰，坚决遏制高耗能高排放项目盲目上马。 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高耗能项目发展空间将被不断压缩，甚至可能会被逐步替代？实际上，很多地方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仍有发展高耗能项目的冲动。 贺泓认为，能源是经济发展的动力，所以在经济发展中必然带来能源总量上升，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还在继续发展，未来一段时间能源消费总量还是上升的趋势。但是，在能源总量上升的时候，要让化石能源的比重逐渐下降。 “高耗能产业也是需要具体分析，如果是利用风电、水电、光伏发电等可再生能源，在一定的地区发展一些高耗能产业也是可以的，比如：在一些西部地区，光伏发电、风电、水电等都用不完，尤其是西南的一些省份水电都是富余的，在那个地方可以适当发展一些高耗能产业，但是东部肯定要严格的限制。”贺泓说。 与此同时，贺泓强调，推进碳中和也需要本着成本约束来考虑，所以各地在上高耗能项目的时候，也要因地制宜。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山东、河南等地的一些电解铝企业纷纷将产能向云南等西部地区转移。 对此，贺泓指出，现在出现了一些东部高耗能的企业向电力富余的西部搬迁的情况，比如：云南就在把一些电解铝、多晶硅等项目往那里富集。但是，该做的尾端处理的环保还是要做好。所以要算清楚自己的环境容量，在此基础上，又具备很多可再生能源，发展一些高耗能的产业是可以的。 氢制甲醇等多种新技术正在竞赛 “技术进步在碳中和推进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清洁能源整体跟煤电相比，成本还是高一点。比如光伏发电成本大幅下降，但是这只是在发电环节，上了网不稳定需要调峰储能，这些都是成本，把这个成本都得核算好了，才算真正的有竞争力。”贺泓说。 针对我国可再生能源分布和使用不均等的问题，贺泓建议，在一些电力富余的地区，充分利用电力分解水制氢，由于氢气存在难储存、难运输的特点，可进一步把氢气跟二氧化碳作用转化成甲醇，就把能量储存下来了，而甲醇可以像石油一样运输，现在这些石油化工的基础设施都可以利用上，这是一个现在来看成本比较低，比较现实的途径。 作为柴油车减排领域的权威专家，贺泓以柴油车减排为例，很多地区柴油车是重要的排放源，如果把甲醇掺烧进去，二氧化碳就减排了，颗粒物污染也排得少了。进一步过渡，用户端也可以再把甲醇重整制氢，它还可以推动氢燃料电池发展。 “这个路要走通的话，我觉得是一个可持续的发展，但这里头还有一些技术需要突破，但是已经曙光在前。”贺泓说，一些示范项目已经做了，一些关键技术环节都打通了，现在需要的是进一步降低成本。 实际上，在推进碳中和的过程中，CCUS（碳捕获、利用与封存）技术的发展也备受关注，物理法、化学法、生物法、吸附法等各种碳捕集技术都在竞赛。 贺泓认为，在碳捕集的技术层面，第一阶段的技术实际上已经比较成熟了，但是，现在面临的普遍问题是成本比较高，固体氨吸附等二代技术也正在走向成熟，能够进一步拉低碳捕集的成本。但是，碳捕集技术能否大范围推广，还需要看能够将成本降低到什么水平。 有业内人士曾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透露，目前国际上碳捕集的成本普遍在60美元每吨二氧化碳的水平，碳捕集技术推广面临着较大的成本压力。 但是，贺泓对于碳捕集技术的大范围推广应用比较有信心，他认为，随着技术突破和二氧化碳利用市场空间的不断开发，二氧化碳捕集的成本将逐步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