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部研究院副院长曲维玺：数字技术广泛应用，将催生更多服贸新业态新模式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以中国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中国共产党将继续同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一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坚持开放、不搞封闭，坚持互利共赢、不搞零和博弈，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目标前进！

受访者供图

回望历史，在走向全面开放的过程中，我国外贸规模正从量的扩张向质的提升转变。1978年至2020年，我国外贸进出口规模从355亿元提升至32.16万亿元，外贸规模增长超过900倍。

展望未来，我国外贸必将在坚持开放中不断迈上新台阶，从而不断为我国经济建设作出新贡献。

值得一提的是，今年以来，我国外贸在经历全球疫情影响的情况下依然呈现出全面复苏态势。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我国进出口总值14.7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8.2%，比2019年同期增长21.6%。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外贸经历了哪几个发展阶段，取得哪些突出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外贸结构又发生了哪些新变化？“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会给外贸企业以及外商投资企业带来哪些新机遇？带着上述问题，《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近日对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副院长曲维玺进行了专访。

我国出口产品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

NBD：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外贸发展经历了哪几个重要阶段？取得了哪些突出成就？

曲维玺：中国外贸发展经历的重要发展阶段与我国外贸体制改革和外贸发展理念的演进相辅相成。简要概括，中国外贸发展经历了五个标志性节点。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开始探索形成高度集中、统一经营的社会主义对外贸易体制，对外贸易业务开始恢复。当时出口以初级产品为主，进口以成套机械设备和工业生产原料为主，为促进国内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

1978年，中国开启改革开放进程，外经贸体制改革先行，通过吸引外资、设立经济特区等开放政策，确立了“两头在外”的加工贸易生产模式。对外贸易迅速发展起来，主要出口商品也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转变，成功在较低的起点上加速了中国工业化进程。

1992年，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外经贸改革进一步深入，贸易规模迅速扩大，出口商品结构从轻纺产品转向以机电产品为主，并开始积极参与国际区域经济合作。

2001年，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开启了全面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新时期。通过清理修订外贸法规、削减关税、开放服务市场、降低外资准入门槛等措施，建立起符合世贸组织规则的涉外经贸体制，我国对外贸易也迎来了跨越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贸易大国地位不断巩固，我国进入了名副其实的大国开放阶段，对外贸易发展重点从规模扩张向高质量发展转变。2020年，中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过32万亿元，保持全球第一。中国已经成为推动和引领经济全球化的重要力量。

NBD：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步入到新阶段。您认为与过去相比，我国外贸结构发生了哪些变化？

曲维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对外开放面临着新形势、新矛盾和新要求。

新形势在于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和国际力量对比发生深度调整，全球化遭遇逆流，围绕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国际竞争加剧。我国对外开放“后发优势”显著减弱，对创新驱动型发展的依赖性增强。

与过去相比，我国对外贸易结构不断优化。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特征：

一是商品结构更加优化。出口产品不断向价值链上游攀升，机电产品出口比重持续提升，集成电路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进出口更趋平衡，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优质消费品进口和有助于转型升级的技术装备进口不断扩大。

二是贸易方式更加优化。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等贸易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成为新增长点；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不断深化，促进服务贸易竞争力持续提升。

三是市场主体更趋多元。2019年民营企业进出口额首次超过外商投资企业，成为中国第一大外贸主体和稳外贸的重要力量。

四是国内区域布局更趋协调。东部地区一般贸易方式出口持续扩大，自主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中西部地区外向型经济加快发展，承接加工贸易梯度转移取得积极成效。

最后一点，国际市场布局更趋多元。目前，中国对外贸易“朋友圈”已扩大到230多个国家和地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合作不断深化，进出口额占全国贸易总额比重不断提升。

全年外贸增速或呈现“前高后低”走势

NBD：今年前5个月，我国外贸交出了一份靓丽成绩单，您如何预判今年下半年外贸走势？外贸提质增效的空间在哪里？

曲维玺：2021年以来，中国对外贸易延续增长势头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下半年中国外贸发展面临的不确定不稳定因素仍然较多。预计全年外贸增速可能呈现“前高后低”走势，不能盲目乐观。

但同时，我们应该看到中国外贸发展的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大，长期向好的发展趋势没有改变。

我认为“十四五”期间我国外贸提质增效的空间重点在两个方面。

一是对外贸易创新发展培育的外贸竞争新优势，包括要大力推动科技创新，优化出口产品结构，推动出口产品技术、质量、品牌、服务提升；增加优质产品和服务进口，不断提高进口贸易质量和水平；加快发展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外贸新业态新模式，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进一步深化模式和业态创新；支持出口产品转内销，促进内外贸一体化；加强国际营销体系建设，完善外贸发展的促进体系等。

二是更高水平开放拓展的国际市场新空间，包括推动以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衔接国际通行规则；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大力拓展对外贸易市场多元化；深化双边、区域经贸合作，实施自由贸易区提升战略等。

NBD：“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将给外贸企业及外商投资企业带来哪些新机遇？

曲维玺：首先，新发展格局要着力构建完整的内需体系，充分发挥好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需要注意的是，内需体系的建立不可能仅仅依靠国内供给，外需也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不仅将给外资企业带来更多进入中国市场的机遇，还会给外贸企业带来扩大优质商品和服务进口的机遇。

其次，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更加畅通的国内国际双循环。这意味着内需与外需不是相互替代的关系。不单单是对外贸企业，国内企业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促进国内和国际市场一体化的进程中，将能够进一步提高自身统筹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以便根据自身优势和国际环境变化在国内与国际市场之间自主转换，进而不断提高自身的国际竞争力。

最后，新发展格局要求我们进一步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这意味着中国将持续扩大市场准入，持续打造开放平台，持续完善外贸外资法律体系，持续强化稳外贸、稳外资的相关政策，持续为外贸外资企业创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数字技术发展催生更多服贸新业态

NBD：谈到提升外贸竞争力，有专家提到挖掘服务贸易增长潜力。我国服务贸易发展的潜力体现在什么地方？

曲维玺：近些年来，我国大力发展现代服务业，服务贸易在对外开放中也取得了长足进步，发展潜力良好。从技术进步角度来看，数字驱动服务贸易发展的特征将更为明显。2019年我国数字服务进出口总额达2718.1亿美元，较2005年增长了4.56倍。

数字技术在服务业领域的广泛应用，跨越了服务生产与消费不可分离的障碍，使得很多传统不可贸易的服务部门如教育、健康、医疗、文化等变得可贸易，将催生出更多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

再从制度变革角度来看，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将继续带动我国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2019年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地区服务进出口占全国比重超过75%，发展速度快于全国平均水平，并带动高增长和高附加值的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成长，产业和贸易转型升级进一步加快。2020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进出口同比增长8.3%，占服务进出口总额的比重进一步提升至44.5%。

NBD：中央多次强调要由商品和要素流动型开放向规则等制度型开放转变，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转变？围绕制度型开放，我国进行了哪些探索？

曲维玺：强调制度型开放首先是为了顺应中国自身高质量发展的需要。目前，我国要素禀赋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经济高质量发展需要向改革要红利、向制度要激励。因此，营造有利于创新发展和开放发展的制度环境至关重要。

其次，是为了顺应经济全球化新发展趋势的需要。当前国际经贸规则谈判正由“边境措施”向“边境后措施”转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提出制度型开放，是为了适应经济全球化的新要求，通过对标国际规则营造更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制度环境。

党的十八大以来，按照中央的部署，我国先后设立了21个自贸试验区，探索建设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粤港澳大湾区等，均是以制度创新为核心，以打造高水平开放新平台、推动建立与国际投资标准和贸易规则相适应的制度体系为目标。仅“十三五”期间，自贸试验区就探索形成173项制度创新成果向全国复制推广，累计达到了260项。

此外，我国还通过全面实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全力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并加快与国际规则的对接。目前，我国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已经由最初的190项压缩至2020年全国版的33项和自贸试验区版30项，首张海南自由贸易港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仅27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