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赵李南 每经编辑 宋思艰
近年来,全球经济发生巨大变革,中国经济也开始在“房住不炒”的政策指引下,逐步摆脱“银行-房地产”的增长模式,向科技强国转型迈进。同时,“十四五”规划建议也从多个方面及角度提出了深化金融改革的举措。
而为了能够应对复杂的经济形势,金融人才培养又成为关键点。未来的经济领域需要怎样的人才?
潘越是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也是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公司金融教研室主任。对于宏观经济形势、人才培养等,她都有自己的看法。
全国人大代表,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潘越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以下是《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潘越的内容。
NBD:我们看到目前全球金融有个怪现象,就是美联储在过去几十年里印钞,货币供给量增长很快,但全球的通胀也很低,您认为是什么原因?
潘越:美联储印钱向银行购买国债,然后银行用储备向家庭和企业放款刺激经济。但金融危机以来,美联储创造的新货币大部分流入M3,并没有多少流入与现实经济密切关联的M2,导致美国货币流通速度在十几年来呈现迅速下滑的势头。由费雪方程式可以解释美国经济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现象。
NBD:通胀会不会卷土重来?为什么?
潘越:国际量化宽松政策的推进,国际资本定会涌入中国资本市场,倘若规模较大且速度很快的话,容易推高资产价格形成泡沫,同时也会造成输入型通货膨胀。2008年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就与资产抵押债券从美国大量输入至欧洲有关,英国北岩银行遭到挤兑致破产要远早于美国本土金融危机的爆发。因此,防范输入性风险是防范金融风险面临的新挑战。
NBD:我们要做好什么应对?
潘越:我认为要从三点出发,第一,加速去美元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在疫情对全球经济造成重大冲击的背景下,中国仍然是可以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少数大型经济体之一,因此,加快人民币国际化迎来窗口。
第二,释放国内消费潜力,积极开拓其他海外市场。近些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提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出口的依赖逐步下降,提高了中国经济的韧性。疫情之下,除东盟之外,中国对俄罗斯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出口都有所增加。
第三,严格控制通胀和资产价格上涨,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由于“战疫”得当,中国经济率先反弹。发达国家的流动性大量流入中国。在这种背景下,坚守“房住不炒”,引导资金进入实体经济,实现结构优化升级。
NBD:您认为,落实“十四五”规划建议,从目前资本市场及上市公司治理方面,仍需完善哪些制度?请具体给我们谈谈。
潘越:我认为还需要从以下方面继续完善:第一是完善资本市场制度建设。包括稳步在全市场推行注册制,完善信息披露、公司治理、并购重组、股权激励、员工持股、交易制度、退市、监管机制等各方面规则,并在法律条文上进行改革和调整。逐步引导建立多元化的分析师评价体系,建立上市公司多元化评价体系,完善上市公司内部治理体系和外部监督机制,切实提升上市公司整体质量。
第二是健全证券执法司法体制机制。完善证券法和刑法的一系列配套措施。比如,修改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制定上市公司监督管理条例,修改虚假陈述民事赔偿司法解释等。联动考虑证券法、公司法与刑法相关条款的对接,逐步丰富和完善民事责任标准、刑事责任标准,形成“行政处罚+民事赔偿+刑事惩戒”的法治供给闭环,依法从严打击资本市场造假行为。
第三是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不断优化和丰富外资投资境内资本市场的路径和产品,畅境内资本投向境外市场渠道;加强跨境审计和国际监管执法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
NBD:有观点认为,科技型企业在银行融资比较困难,您认为该如何解决这个难题?
潘越:要解决这一难题,首先要回归银行渠道,提高服务能力。加强货币政策的传导对中小型银行支持力度,如定向降准释放规模、专项支持小微企业融资等。制定银行支持中小企业的专项考核办法,实施业绩考核挂钩。加大金融科技创新研发,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获取更精准的科技型企业消费、交易、信用等数据信息,进行精准授信,在管控风险的基础上提高资本融通效率。
其次,补足市场短板,强化直接融资。要持续推进交易所市场、场外市场及区域股权交易中心的立体化、多层次资本市场建设和转板机制,大力发展直接融资工具,提高直接融资占比。积极引导风投、创投、天使基金以及股权投资基金等方式,充分运用资本市场功能来满足中小企业资本性需求。
第三,完善基础设施,健全信用体系。推进中小企业信用体系建设;积极探索建立中小企业第三方担保机制,探索保险+融资的模式;建立第三方中介机构的管理和惩戒机制。
NBD:您是高校教授,在培养下一代人才时,您最看重的是什么?
潘越:培养人才关键是培养核心竞争力。知识和创新始终是前进的动力,核心竞争力在市场中是永远的话语权。大数据与金融科技的发展催生了金融行业对于“金融+计算机”的复合型人才的大量需求。跨学科融合成为未来新趋势,厦大在2018年新增“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其实不仅厦大,国内多所知名高校也陆续开设交叉学科联合培养的专业。所以,金融学子不能闭门造车,要对接人才市场需求,以加强自身核心竞争力。
NBD:您认为中国金融业的未来需要怎样的人才?有什么好的建议给学生?
潘越:第一,要对学校和自己有自信,立志做大事。第二,当代大学生在精神上当有更高追求,要站在更高平台,走向更高境界,施展更大才能,努力做到“不忘使命,莫负芳华”。此外,大学生有必要去认真地学习两会精神,这不仅可以提高个人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理解,主动承担起民族复兴的使命,而且可以从中去把握中国的发展动向,对于自身的职业规划亦大有裨益。
NBD:您经常给企业做财务分析以及战略管理咨询,您认为财务分析最重要的是什么?
潘越:财务报表分析最关键的就是理解它们之间的勾稽关系,从多方面去验证财务数据的匹配原则。秉持怀疑的态度,才能发现相互矛盾的会计数据和异常的财务指标。比如存货周转率逐年下降而毛利率却逐年攀升,存货周转率降低反映的企业产品在市场上滞销,而毛利率上升体现出企业较高竞争优势。两个指标出现了明显的背离,这可能是因为企业未及时结转成本,亦或是虚增收入。
NBD:怎么把握财务分析的命脉?目前企业和投资者普遍忽视了哪些重要内容?
潘越:企业和投资者往往关注的是利润表的利润总额,这就容易走入误区,认为只要利润高了企业业绩就是好的。实际上,公司的现金流分析也相当重要。如果一个企业账面上虽然有正的利润却常年现金短缺,这就要警惕公司在上下游的议价能力差所导致的资金周转速度慢,并小心求证是否有财务造假的可能性。
再者,用盈利能力来评判初创企业是不恰当的,通常它们是没有利润的,但并不意味着它们没有增长潜力。这也是财务数据的局限性,它只能体现公司的历史经营状况,而不能作为未来潜力的判断依据,因此需要去分析数据背后的人——管理层的战略目标等。
NBD:您最近主要研究了哪些前沿问题?请跟我们分享下。
潘越:目前主要关注点在法与金融领域,之前的文章研究过诉讼风险与企业创新、慈善捐赠的关系,专利侵权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等方面的问题。最近侧重于梳理中国最近十年来在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并全面评估相关法治实践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方面的经济绩效,最终为加速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理论支撑与经验证据。
NBD:您已是第四年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请跟我们谈谈感受。
潘越:每个全国人大代表要代表近50万人民参政议政,这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也是无上的光荣。特别地,今年两会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之际,也是“十四五”规划开局之年,使命特殊、任务重大、意义非凡。我深感责任重大,需尽心尽力,不仅要在人民大会堂参政议政履行代表职责,更要传达人民的心声。
NBD:您今年建议的内容?
潘越:今年两会,我带来有关法院建设方面的建议。近年来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涌入法院的案件量急剧增多。以厦门为例,近五年内受理案件数上升44.35%,法官人均办案上升70.40%。随着经济社会形势变化,经济相对较发达的地区法院人案矛盾突出,此外,法院也承担许多社会职能,导致法官工作量成倍增长,长期处于满负荷甚至超负荷工作状态。
因此,需要统筹考虑全国各地法院实际收案情况,调整优化现有政法专项编制布局结构,对沿海经济发达省份的法院在编制数量上予以适度倾斜,缓解部分法院人案矛盾。
受访人物介绍:
潘越,厦门大学管理学博士,现任厦门大学经济学院金融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康奈尔大学经济学系访问学者。研究领域为公司金融、法与金融、公司治理与资本市场,近年来在《经济研究》、《管理世界》、《金融研究》以及Journal of Banking&Finance、Journal of Corporate Finance等国内外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50多篇,主持多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多次获得福建省优秀社科成果奖。先后入选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福建省高校领军人才、福建省杰出青年科研人才等多项人才计划并获得福建省五四青年奖章。2018年获选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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