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与城市，是两个既有明显区别又有紧密联系的概念。随着新型城镇化的建设步伐不断加快，产业与城市融合发展的产城融合模式，成为不少县域城市发展的重要路径。
特别是以产业新城为代表的开发性PPP（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通过双方的深度合作，一方面放大政府的管理职能，另一方面释放了企业的效率优势，为美好城市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11月的安徽舒城县，天气渐渐变冷。
在舒城产业新城的安置房二期项目工地里，工人们正热火朝天加紧施工。此前交付的安置房一期项目里，有人在散步，有人在打球，有人在晾晒衣物，楼里楼外已经满是生活的气息。
在业内人士看来，产城融合发展经历过两个阶段。在初期，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带来的工农分区，导致城市规划中的工业、商业和居住功能被明显分割。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功能单一的建设分区弊端愈发显现。
采取开发性PPP模式的产业新城，则从规划阶段起就采取深度融合、超前谋划的思路，为产业与城市的发展留足空间。
“城市的生态功能区上湖公园，曾经有两条石油管线经过，长度均为7.9公里。”舒城产业新城运营方相关负责人陈兵介绍说，为了避免城市后期深度开发导致不必要的麻烦，运营方的团队与地方政府和管线所属单位中石化反复沟通，历时两年时间完成迁改。“如今，上湖公园及周边已经开发成群众运动、休闲和消费的综合区域，不必再顾虑工业发展的干扰。”
而在已经有18年产业新城开发历史的固安，运营方相关负责人张冠强则认为，高端的产城融合业态，必然是工业、商业和住宅的融合发展。“在这里，人们既是建设者，又是消费者，既为产业添砖，也为消费加瓦。”
一个城市的运营，高楼大厦、广场公园等硬件设备显然不是全部，对于产业新城运营方来说，接手过去由政府组织开展的城市管理工作，显然有更多的事情需要考虑。
“从商业价值来看，民生保障类的项目显然不如纯经营类的项目收益更高，但它们却对提升社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效果更为明显。”张冠强说，穿行在固安产业新城的各个社区间，最常见的商业业态就是便利店和小菜店。在产业新城发展规划中，城市级、街区级和社区级三级商业业态，是最早进入规划的业态。
在舒城产业新城，尽管从2016年签订PPP项目协议至今只有4年时间，但完备的城市运营团队却已经搭建完毕。
从最早介入的保洁和巡查，到后期的工程维修、园林绿化，五六十人的物业团队已经整体接手区域内的城市管理。舒城产业新城运营方相关负责人郑铮介绍说，在市场化运作的模式下，运营方可以采取更加灵活的方式推动城市管理，在保障城市有序运营的前提下，最大程度为群众提供便利。
郑铮举例说，目前产业新城区域内开发在建项目相对较多，建筑工人数量较多。考虑到这一群体的消费需求，物业团队在域内一南一北两个区域规划了两个市集，通过硬化地面、设置集装箱，提供集中垃圾清运，为小商小贩提供了固定的经营场所，也避免了分散经营带来的秩序混乱。
一天的建设告一段落后，市集上热闹了起来，买小吃的、试衣服的，烟火气笼罩上空，给钢筋混凝土林立的产业新城平添了许多温度。
社区是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对于产业新城运营方来说，加强党的领导，推动党组织向基层延伸，把基层工作做好，同样是提高社区治理效能的关键手段。
临近中午，在固安产业新城五期幸福荟里，一段节奏欢快的流行音乐《小小新娘花》传了出来，这是社区的管弦乐队在例行排练。
67岁的社区居民白英春，是乐队的键盘乐手，从小学音乐老师的位置退休后加入乐队。“真没想到我们这些老头老太太，靠着手艺还能继续发挥余热。”白英春说，乐队的成员都是社区音乐兴趣小组的老师，平时会给社区群众教授相应的课程。大家也都是志愿者，经常会去敬老院慰问演出，或者到公园街演。
作为固安产业新城社区幸福荟负责人，武燕燕有着多年的社区工作经验。在她看来，基层管理不能靠管理部门单打独斗，“要培养更多的社会组织，让以党员为关键力量的热心群众承担更多治理工作。”
京南高新区工业园区管委会副主任张春梅介绍说，目前固安产业新城的每个社区都成立了党组织，通过对党员的摸底调查，掌握了每个人的特长和兴趣点，并以此为基础分配工作。“有的退休阿姨很热情，我们就推荐到志愿服务团队；有的年轻人善于组织活动，我们就让他去搞策划；还有人喜欢做邻里调解工作，在疫情防控期间发挥了大作用。”
建好硬件，搞活软件，激活社区，产业新城的美好城市生活，就有了明确的路径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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