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内循环与提高开放水平之间并不矛盾

9月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召开。会议提出，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作出的战略决策，是事关全局的系统性深层次变革。

此外，会议还指出，要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要加强改革前瞻性研究，把握矛盾运动规律，守正创新、开拓创新，更加积极有效应对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强斗争本领，拓展政策空间，提升制度张力。

在全球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下，此次会议可谓释放了诸多重磅信号。“加快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基于怎样的考虑？构建新发展格局为什么要同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贸试验区衔接？新发展格局又将给我国经济发展带来哪些影响？

针对上述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了中国政策科学研究会经济政策委员会副主任徐洪才。

国内市场经济贡献上升

NBD：近期，几次重要会议都重点强调了国内大循环和国内国际双循环对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这种提法是基于怎样的考虑？

徐洪才：这是基于我国所面临的国际环境和国内形势变化，作出的现实选择。在疫情蔓延、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背景下，如果我们再过多依赖外部需求发展，显然不可持续。

另外，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以来，经济结构逐渐调整，经济发展方式逐步转变。从经济结构的调整来看，服务业和消费对推动经济增长所占的比重不断提升，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有所下降。这反映了一个趋势，就是经济内循环、国内市场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在不断上升。基于这样的发展规律，我们国家及时对经济发展方向作出了调整，充分挖掘国内市场对拉动经济增长的内在驱动力。

NBD：未来我国经济发展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是不是意味着弱化外贸对拉动经济增长的作用？

徐洪才：我们要避免陷入一个误区，那就是，经济增长对外贸依存度的降低，代表着经济开放水平的降低，这是错误的认知。实际上，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存度低，并不意味着其开放度就低。比如，美国经济对外贸的依存度只有20%左右，但美国经济的全球化水平仍然很高，尤其在规则层面上，如关税水平、市场壁垒、货币自由兑换等方面。

因此，降低经济发展对外贸的依存度，扩大内需、畅通经济内循环与提高开放水平之间并不矛盾，这几者之间是并行不悖甚至齐头并进的。对我国来说，新一轮扩大对外开放不仅仅是数量扩大和要素自由的流动，更多应该是制度和规则与国际接轨。这是新发展格局下，我们继续扩大开放的一个特点。

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

NBD：此次会议强调，把构建新发展格局同实施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等衔接起来。这种提法在过去的会议中较为罕见，如何理解当中的关系？

徐洪才：这确实是一个新提法。首先，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我们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也就是充分发挥国内市场的作用，建立健全功能性产业政策和制度体系，强化与长三角、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等产业合作布局。与此同时，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仍然十分重要。我国经济走向高质量、高水平，必须要与国际接轨，那么就必须要有合作交流的平台和机制。

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自贸试验区是面向外循环的，是外循环和内循环的重要枢纽。境内关外的运行机制，外商投资“负面清单”的不断修订，都为国内外商品、资金的流通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国内、国际双循环平台。

NBD：此次深改委会议还提到，“在有条件的区域率先探索形成新发展格局”。这是否意味着新格局的构建是以点及面的，由局部走向整体？

徐洪才：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战略机遇期，但机遇和挑战都有新的发展变化。我们认为，中国的新发展格局必须在“大力度的改革、高水平的开放”这一前提下才能形成。

如何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是哪一个区域、哪一个城市的任务，是全国性的经济战略方针。所谓有条件，我认为就是因地制宜，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产业结构、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各不相同，所以，我们要根据不同区域的特点，制定相关的产业政策、消费政策、开放政策，加快形成生产高效、分配公平、流通顺畅、消费强劲的生产关系，充分释放产业创造力、分配推动力、流通保障力、消费拉动力。畅通产业链和产业循环、价值链和价值循环、供应链和市场循环。

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堵点

NBD：有观点认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发展格局，是疫情冲击和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加剧导致的被动应对，对此您怎么看？

徐洪才：我们是制造业大国，产业链完整，配套能力强。在此基础上，我们要稳步推进产业链的高端化，以培育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受疫情影响，有些产业链的链条断了，我们不仅要修复产业链，还要加强产业链的竞争力。对于个别的“卡脖子”环节、技术含量比较高的关键领域，我们还要提升自主创新能力，以避免“断链”风险。在目前全球都受到疫情冲击的大背景下，我们畅通经济内循环意义非同小可。

所以，近年来我国服务业开放，特别是金融服务业开放，一直在稳步推进。要推进高质量、高水平的对外开放，就必须推进制度和规则层面的开放。比如，在推行负面清单、市场准入制度方面，在优化营商环境等方面，我们都要对标国际高标准，这个方向是不会改变的。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依然是未来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和源泉。

NBD：构建新发展格局，我们需要补齐哪些短板？

徐洪才：构建新发展格局，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要通过加大改革力度，疏通影响国内大循环的堵点和断点。首先是要通过强力改革，加快推进创新驱动战略，打通支撑国内经济循环的全流程创新链条。尤其是高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以及“卡脖子”的技术产业化项目，我们需要加大改革力度，补齐短板。

另一个方面就是加快数字经济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新基建作为数字经济、智能经济的技术支撑，不仅本身将带来几万亿甚至十几万亿元的巨大投资需求，还将通过数字经济产业化、传统产业数字化、研发创新规模化而产生不可估量的叠加效应。数字经济未来非常有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我们在数字经济方面仍然存在不少短板，也要通过改革，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方法补齐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