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效率才有效益 畅通内循环需打通要素循环管道

每经评论员 朱玫洁

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再次提出要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为主构建新发展格局，并强调这个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发展阶段、环境、条件变化提出来的，是重塑我国国际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理论界有诸多讨论。尤其是针对国内大循环，普遍认为应在以下几方面发力，包括扩大国内消费、加大产业链投资、提高高科技产业规模占比、加强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培育城市群中心城市等等。

进一步看，则是如何使循环更顺畅、更有效的问题。包括降低制度成本，率先以都市圈为抓手，打破行政壁垒，促进要素与资源在流程中运转通畅。纵观发展五大要素：劳动力、土地、资本、技术、数据，其流动都有提高效率的空间。

城乡二元结构间的壁垒，正带来劳动力、土地、资本等要素“循环通道”的淤塞。例如土地要素市场在城乡之间发展不统一、不平衡，造成土地资源错配与利用率低下。可以看见，一些地区因建设用地资源紧张影响发展，同时又有一些地区土地闲置荒废。今年上半年因房价波动而频上热搜的深圳，其房价长居高位与其建设用地紧张密切相关，甚至深圳已没有足够的土地资源合理充分地承载一些重要产业。再从宏观测层面的村庄占地面积来看，1990~2016年，在我国快速城镇化的推进中，乡村人口大量向城镇转移，但村庄占地面积并未随人口流出而缩小，反到扩大17%，这其中有许多是闲置资源。

调控这种现象的一大手段是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一地区内的农村建设用地地块指标出让给需要土地进行建设的城市，同时这些农村建设用地复垦为耕地，实现地区内建设用地总量不增加、耕地面积不减少的目标。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流转交易被认为是促进土地利用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不过目前还只局限于贫困试点地区和省域内流转。

另外，农村人口迁往城市，其空置的宅基地尚不能有效盘活，不仅闲置土地资源，农村人口也无法通过灵活使用宅基地获得相关财产权益，限制了农村转移人口的“进城”的消费能力，也缩窄了城市资本进入乡村的通道。如果能充分利用闲置土地，推动其进入内循环，解决资源错配的问题，将是内循环的一剂长效燃料。

从劳动力，即人口流动的角度而言，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不完全、不彻底仍是一大梗阻。过去，许多已在城市长期就业居住的农村转移人口无法在城市地区得到户籍和与之匹配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上海交通大学教授陆铭曾有研究，在其他所有因素（如年龄、性别、教育、收入等）都已经被控制的情况下，一个外地人如果没有本地的户籍，他会比其他人的消费偏低16%~20%，“能省则省”。

劳动力要素“循环通道”不畅，正是影响消费市场的一大因素。对此，近年已有重大推进，《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中明确“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当下双循环格局，也催促着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切实行进。

同时，不仅需要注意农村转移人口的户籍问题，也需要注意非本市户籍的城市户籍人口——这也属于没有本地户籍的外地人，包括许多在北上广深一线大城市奋斗的年轻人才。超大特大城市并未全面放开落户，而又恰是消费最集中的地方。如何释放这部分群体的消费力，为其提供安心消费的发展环境，值得思考。

在内循环提高各类要素流动效率的过程中，都市圈一体化、城市群协同发展无疑是先手棋。一体化战略的诞生也基于需打破行政壁垒的现实情况。就土地要素而言，在《关于培育发展现代化都市圈的指导意见》提到“在符合土地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都市圈内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地区调剂。健全都市圈商品房供应体系，强化城市间房地产市场调控政策协同。”近日，这方面的探索有更大范围的推进。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关于支持粤港澳大湾区和深圳市深化自然资源领域改革探索意见的函》表示，“在建设用地方面，支持广东探索建立省域内的建设用地交易机制；探索建立全国性的补充耕地指标跨区域交易机制”。在行政制度层面也有红利，例如同意广东探索允许港澳法人凭经公证、转递的境外法人身份证明材料办理不动产登记。

除此之外，在诸多要素的配置上包括技术、资本的流动，在都市圈的尺度下率先进行区域一盘棋的协调发展，在更大的市场中寻找机会，避免重复建设、重复开发，提高效益。尽管这些动作此前也在推动过程中，但在双循环格局下更显紧迫。做好内循环，更要求着对现有资源要素进行更充分利用，从而推动其进入有效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