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城市场景理论提出者丹尼尔·亚伦·西尔：场景营城，是一种城市发展哲学

是什么推动了城市发展？20世纪90年代，一场试验在西班牙小城毕尔巴鄂展开。过去赖以发展的钢铁、造船业衰退带来的衰败场面，因一座美术馆的进驻而彻底改观——1997年，闻名世界的古根海姆美术馆开门迎客，不仅带来数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还让小镇重获生机。媒体称其为“毕尔巴鄂效应”。

数年前，多伦多大学社会学副教授丹尼尔·亚伦·西尔（Daniel Aaron Silver）再度回顾了这段城市传奇。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毕尔巴鄂之后，不少城市效仿其建造博物馆，甚至带动了一种风潮。然而，在这些期望城市新一轮发展的后继者中，如愿者寥寥。

“显然，并不是建筑，而是小到其周围发生的活动、大到与城市独特历史的有机融合，带来了成功，多个层次的有效互动形成了城市发展的强大动力。”西尔与同僚将此定义为“场景”（Scenescape）的力量。

在他与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教授特里·尼科尔斯·克拉克（Terry Nichols Clark）合著的《场景》一书中，场景有着非常宽的概念外延。它可能代表某种共同兴趣、某个特定地点、或是某个场所具有的美学意义。但归根结底，它是一种摆脱孤立，整体性、关联式的思维方式。场景意味着叠加，但又不仅仅是单纯相加。换句话说，场景强调的是人，是城市的各项功能在空间和个体生命互相交叠中的重新定位。

在人本城市价值愈加突出的当下，场景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一个最新的例子是，成都已在两年前率先拉起“场景营城”的探索之路。今年3月，成都对外宣布，将在今年面向全球持续发布1000个新场景和1000个新产品，期望通过打造新场景构筑城市发展的新机会。如今，一种新的发展模式正在形成。

8月20日，场景汇“东部新区·遇见未来”——2020成都新经济“双千”发布会成都东部新区专场活动举行。本次发布会以“新场景+新产品”互动路演的形式，展现成都东部新区多元丰富的城市机遇供给，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模式在东部新区建设中的应用推广，助力成渝双城经济圈建设。

丹尼尔·亚伦·西尔 受访者供图

不再需要场所而需要场景

上世纪末“无地点性”的论调一度在学界风行。面对全球化浪潮和互联网时代，人们不必要在特定的场所工作，且更加分散地居住，高密度集中式的活动及交流的方式是否会淡出视线？场所是否将不再重要？

历史走到今天，“地点”以另一种方式发挥着更重要的作用。对地点的关注正迎来一波新的高潮。

早在2000年出版的《新地理》中，城市研究学者乔尔·科特金就曾指出，技术变革可能只是对不同城市或城市不同区域的发展机会重新洗牌。

而此轮洗牌不仅仅与经济、技术本身相关。西尔发现，那些受互联网影响最重的个体，从过去被工作场所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有了更大的居住地选择权，让他们能够更关心居住环境。一系列关于“生活方式”的讨论成为时下最热门的话题，能否提升生活品质，关系到城市能有多大的价值。

“他们不再需要工作场所，而需要场景。场景成为了更加重要的因素，它打造了一种人们工作和生活所向往的环境。”西尔分析道。

场景是一种再定义后的地点。在新的概念下，场所之前与工作相关的一系列要素重要性下降，而与家庭、舒适物设施等的联系则更加重要。基于此，场所本身、而非场所中的事物，成为一种新兴的生产力。

当被运用到具体城市中，场景这种生产价值就显得格外重要。在成都最新的探索中，场景成为一种“给企业提供城市新机会，为市民提供美好生活新体验”的重要方式。

那么，场景如何产生效益？

著名社会学家塔尔科特·帕森斯曾对土地的概念分为物理设施、文化设施和动力承诺三个部分。西尔认为，各种各样的舒适物设施和活动充斥在各种地点，它们的不同排列组合创造出独特的场景，赋予城市生活以意义、体验和情感共鸣。它还能培养各类精神，并由此定义城市经济、居住生活和公共政策。

他举例说，“本地场景”可能产生一种“进口替代”的效果。同样一件商品，从旅行购物变成本地购物后能够创造一种本地化的场景。它可能激发人的探索欲，让人对本不会感兴趣的事物感兴趣、带来新的消费。进一步，消费连带社会各个部门产生效益，并在城市中流通。

不妨放在绿道的场景中进行观察。在成都，1.6万公里的绿道不仅带来了人流，还将人与商业加以串联。源源不断的资源流动于新经济公园场景、新经济农业场景、新经济文创场景和体育赛事场景等，大大提升了城市的经济与社会活力。

城市性格与市民性格互相形塑

打造场景绝非易事，形成“品牌”更是难上加难。西尔借用“创新扩散”理论对此加以分析：在城市体系中，成功发展经验源源不断从大城市向小城市传播。

《场景》曾引用一篇名为“城市与野心”的文章。一些城市会主动设置一种“野心”，当人们在城市中生活时，会无形中朝此方向发展。比如，在洛杉矶，电影、美容和时尚产业遍布全城，也会影响人的潜意识：应该穿更时髦的衣服、变得更美。

场景的特质与城市本身的产业、以及由此形成的性格一脉相承。在芝加哥，也可以发现更多细节。突出的文化多元性让芝加哥人对新的生活方式、新的团体联合形式和进入酒吧、餐厅的方式高度敏感。那些更喜欢喝葡萄酒、参加慢跑活动、定期造访瑜伽工作室的新都市专业人员被称为“雅痞”，并拥有自己的社区、街道。文化联系造成的场景差异定义了社区的特质。

为了研究不同城市的不同场景特质，西尔定义了一套包含15个指标的衡量体系。这当中既有包括时尚、正式、睦邻等具有鲜明性格特质的指标，也包括本地、族群、企业等功能性标签，还有传统、功利、平等等关系场景接纳度的标准。不同指标的得分将全面描绘一个场景的总体形象。

他们发现，特定的发展目标对于特定场景具有明显倾向性。比如，“考察一个科技集群，当与有活力、且利于表达的场景联系时，效果将大大提升。”

如果每个城市的购物区都需要漂亮的街道、咖啡店和手工商店，那么，城市是否还有机会打造属于自己的品牌？西尔认为，这是场景的另一重意义：通过与当地事物、城市的其他部分、或者城市传统相连接，即便是存在部分相似性的场景，但若与其他要素放在一起，仍能辨认出其特质。

“关键是‘公开性’。”西尔观察到，即便在创意阶层、知识阶层十分壮大的城市，但创造通常在室内发生，“锁在房门内”。城市没有打造必要的公共空间和建筑，让人们进入、参与、感受。

任何一个场景都能提供一个城市塑造品牌的机会。西尔提及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卡梅尔，政府推动打造艺术家工作坊、在新剧院中开设咖啡馆，开展本地活动，通过市民在各个场景下的交流、探索，个体经验和城市历史得以进一步融合。

不久前，成都发布了100个以科创空间为主体的场景中，为创新、创业的市民提供了大量品类各异的交流空间。不同社群和圈层得以互相沟通，成都“天府文化”中蕴含的创新创造特质得以发挥。

“需要做的是，与当地人交谈，让市民参与进来。不同市民对城市历史传统有着不同的理解，如果能将这些整合进场景中、加以表达，就能创造出城市的独特性。”西尔说。

场景带给人才“归属感”

西尔也注意到，将个性归还给地点，强调土地的文化属性，可能与土地纯粹作为投入生产、技术使用的客体思维相背。

“我们不是‘反生产’的。我们希望破除一种‘生产力偏见’，将效率作为一个人的个性、角色、甚至基础。”西尔说，“一个例子是，过去资源聚集的生产方式，确实在整体上提升了生产力，但若在如今的历史条件下加以重新思考，它事实上降低了每个人的创造力。”

一个经典的案例是美国底特律。上世纪20年代，底特律的发展伴随着城市旺盛的活力，几乎每个作坊都在尝试创新，推动大量不同生产方式的诞生，并推动了城市的汽车及诸多工业品生产。

但多年后，它几乎演变成了一个“企业城市”——一切工业品按照最有效率的方式生产，这为之后底特律沦为“锈带城市”埋下隐患。

如今，不少观察者开始担忧硅谷的未来。在他们看来，数年前的硅谷与早期的底特律相差无几。它们都是一个时代的创新源泉，诞生了大量现金的小企业和创业公司，并形成了具有活力的文化氛围。没有人希望，它最后会成为另一个“企业城市”。

“如果将所有鸡蛋都放在一个篮子中，只用最有效率的方法，那么你就可能要承担孤注一掷所带来的后果。”西尔分析道，“可以说，活动的多样性已经成为生产力的重要标准。”

而对于许多期望靠创新“弯道超车”的城市而言，场景还可能成为吸引人才的重要工具。

西尔发现，场景能给人带来“归属感”。何为归属感？他解释说，如果一个人感受到“一个社区是为我打造的，它的一切能够帮助我成为我想成为的人，那么就会说，我归属于它”。

他的团队曾在北美、欧洲做过一项关于归属感的调查。他们发现，人们的归属感主要来自三个层面：提供各种社会活动；足够的包容性让人尝试新的东西；以及当地的美学特质让人为此感到骄傲。

令他记忆犹新的是，在伊利诺伊州一座城市，人口流失一度是最严重的社会问题。当地政府开展了一些小活动，比如，通过提供种子发动市民进行园艺活动，让他们走出房门共同劳动；开放图书馆前、公园中的空间，将室内艺术展、甚至是市民家中的装饰搬到户外。如今，城市正在逐渐恢复生机。

他们调研中发现，这些举措吸引了大量人聚集，即便是那些没有最终选择留在这座城市的人，离开后仍为这座城市感到自豪。

“我们并不是只谈论纽约、洛杉矶、多伦多，相反，这是摆在所有城市面前的选择。往往通过很少的投入，就能够建立很强的社区感。”西尔说，“每个城市都有一样可再生的资源，就是居民的创造力。当地政府关键是需要拥有远见，赋予其公众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