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40年•财经40人丨四十不惑的深圳,如何重整行装再出发?——专访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每日经济新闻 2020-08-24 12:14

    过去40年,深圳究竟做对了什么,又面临哪些挑战?“四十不惑”,站在新起跑线上的深圳,如何重整行装再出发?

    每经记者 欧阳凯    每经编辑 梁枭    

    如果有人问,中国哪座城市出现奇迹最多?相信答案显而易见——深圳。

    今年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40周年。短短40年,它从一个仅有3万多人口、两三条坑洼不平街道的小渔村,变身为千万级人口的大都市,堪称是一个奇迹。当然,不仅因为深圳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的窗口,更因为它发展至今,依然保持着极高的开放度和人才吸引力。

    从拓荒者到弄潮儿,数十年间,深圳成为腾讯、华为、大疆、工业富联等创新企业的发源地,引领中国科技创新。如今,深圳面临更加复杂、严峻的内外部环境,而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和《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相继出台,深圳又迎来了新的历史使命和发展机遇。

    过去40年,深圳究竟做对了什么,又面临哪些挑战?“双区驱动”下,深圳的改革发展会爆发出怎样的新能量?“四十不惑”,站在新起跑线上的深圳,如何重整行装再出发,发挥先行示范作用?对此,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独家专访,给出了他理解与期待中的答案。

    中国(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郭万达

    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全球再也找不到像深圳这样的城市”

    NBD:一个小渔村成为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城市,很多人在总结深圳的发展经验。你认为过去40年深圳究竟做对了什么,有哪些可圈可点的经验?

    郭万达:从我个人角度来看,深圳至少做对了三点。第一,深圳通过制度的创新,吸引了很多优秀的人,诞生了很多优秀的企业家,他们在深圳从事各种产业经济活动,特别是在创新科技领域,人才是产业发展第一生产力。

    第二,深圳形成了丰富的产业形态。要知道,深圳本身是一个小渔村,并没有什么资源,而之所以能够成为今天的大都市,恰恰就在于产业发展。产业是城市发展第一推动力,就像一个森林,它能不断裂变出各种新的业态,从一开始的加工贸易,到后来的电子信息等,深圳的产业配套能力又好又强,同时,它也通过市场规律不断地进行产业升级。

    第三,深圳与周边的城市形成了开放互动的关系。比如,深圳早年主要靠香港,此后香港一部分产业转移到深圳,后来深圳又将部分制造业转移到东莞、惠州,现在又有粤港澳大湾区。深圳本身土地面积小,但实际上它有非常强大的动力向外扩容,有很强的辐射带动能力和外溢,靠的是跟周边城市之间不同分工,而分工是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

    NBD:经济学家张五常去年就判断,深圳未来十年真正有可能成为这个地球上的经济中心。你怎么看这个判断?现在的深圳距此还有多少差距?

    郭万达:其实严格按照经济学理解,从经济规模、创新的原发地、大学、金融中心等四方面去衡量,深圳都够不成“地球的经济中心”。拿企业总部来讲,世界500强企业,总部在深圳的有多少家?但从深圳的发展速度、经济活跃度等来看,它确实给人提供了这种想象的空间。

    毫无疑问,深圳是过去几十年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城市,无论是经济、人口的增长,还是摩天大楼的数量,深圳在全球都是前列的,它也是和全球经济紧密关联的一个经济中心,而且是活跃度最强的一个中心。全世界再也找不到像深圳这样的城市,2000多万人口,平均年龄只有33岁。深圳是一年轻、充满朝气活力的城市,这是它独一无二的地方。

    深圳罗湖夜景 图片来源:摄图网

    示范区是特区的升级版

    NBD:去年8月,《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正式出台,深圳迎来了新的重大历史使命。又是特区又是先行示范区,深圳要如何厘清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郭万达:原来老的经济特区有4个,后来加上海南就是5个,这些年多了好多新区,也叫特区,例如滨海新区、浦东新区等等,而深圳是最早的一个特区,它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会有不同的历史任务和使命,现在中央赋予它先行示范区这样一个使命和定位,可以把它当作特区使命的一个升级版,如果说80年代初期是1.0版本,到了2000年以后是2.0版本,现在就是3.0版本,这是一个升级概念。

    从新的任务而言,原来特区的任务是试验区,是先行。现在不光是“试验”,更重要是“示范”,示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里特别强调了五个方面,那就是确定深圳战略定位为高质量发展高地、法治城市示范、城市文明典范、民生幸福标杆、可持续发展先锋。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其实可以看成是特区的升级版,这是特区的新使命。

    NBD:深圳受益于改革开放,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改革,一个是开放,当前深圳面临的内外形势比以往更加复杂,改革和开放各自应该如何做?

    郭万达:于深圳而言,要继续深化改革、扩大开放。

    深圳是靠什么起来的?其实就靠建立了市场经济的体制,要改革,就必须要不断完善当前市场经济体制,核心就两个,第一,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市场为主体,政府要给市场、企业家让出更大的空间;第二,处理好法制和市场的关系,这不是靠政府的权力来形成规则,而是要法制,法制规则的本质是公平、透明、公正,如何建立公平、公正、透明的营商环境,这就需要良好的法制环境。

    要开放,我们现在称之为制度性开放、规则性开放,核心也是两点,第一,同国际规则去接轨,建立高水平、高标准的国际规则;第二,更加全面的开放,也就是所谓制度性的开放,深圳应是制度现代化的领头羊,它最根本的竞争力,在于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和市场氛围。

    争抢总部经济要避免一些问题

    NBD:有关总部经济问题,你刚才提到,总部设在深圳的500强企业比较少。我注意到,深圳应该是国内最早开始规划总部经济、也是力度最大的城市之一,但效果似乎并不理想,这是什么原因?

    郭万达:总部经济分三种类型。第一种,本身就是深圳土生土长的,我们老说的华为、中兴、平安,那都是全世界很知名的企业,他们是深圳土生土长发展壮大的企业。有人说华为“搬走”了,我说不可能,因为它的总部一定就在深圳。仔细对比北京、上海,上海大量的总部是外资,北京的总部其实是央企、国企居多,而深圳的总部经济特点是民营企业总部,这是它最大的特点。

    第二种类型是功能性总部,比如小米、字节跳动、阿里巴巴,小米集团在南山设立国际总部,字节跳动在深圳设立大湾区总部等等,它们设立在深圳的总部是承担着一些功能,也就是说,这些企业原来不是深圳的,只是将一些功能性的总部搬来深圳;第三种类型就是外资外企的总部,也是带有功能性、区域性的特点。

    目前深圳第一种类型的总部比较少,这几年在做的是第二种、第三种类型。但其实,衡量一个城市的总部经济不是要看他招商引资,吸引了外面多少家大企业进来,而是要看自己的资源能培养多少像华为、平安这样的企业,这些企业在深圳如何发展的更好。我认为应该是从这个角度去考虑。

    NBD:在吸引总部企业落地之后,除了给政策和资源资金,企业如何兑现带动深圳经济的目标,如何真正融入深圳经济和社会发展,尤其是深圳要如何避免像香港一样,本来是高科技项目最后变成房地产项目?

    郭万达:这一问题其实无法完全避免,企业来深圳,仍然不可避免的有房地产因素的驱动,本身深圳土地确实就是值钱,这一点无可厚非,毕竟企业总要有office,要办公要研发,但可以设置一些限制条件,诸如多少年内不能卖不能对外出租。深圳不能只靠土地吸引企业,最重要的仍然是提供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这里面就需要处理好三个关系:

    第一个是本地的总部企业和招商引资来之间的关系。深圳本土也有好多企业,它可能没有像小米、字节跳动、阿里巴巴等那么大规模,但他们税收贡献很大,其实他们也需要总部,他们内心可能也有怨言,这就要政府部门能处理好中间的关系。

    第二个是,把总部企业引进来落地后,还要看它们实际运营的如何,究竟有多少人在这运营,不能只是光挂了一个牌子。运营当然就包括税收贡献、就业拉动、研发密度等等。

    第三个是短期和长远的关系。有些企业一开始答应得挺好,短期看好像落地得也还可以,但是过了很多年后就没有太多动静了,说好的投资也没到位,也就是没搞起来,没有兑现之前的承诺。这种情况相信肯定也会有的,那么政府就需要设立一个收回机制。

    深圳湾大桥 图片来源:摄图网

    深圳经济有很强的反弹力

    NBD:胡润研究院在去年发布了首份《2019胡润全球独角兽榜》,从中可以看出,北京是全球独角兽之都,有82家,上海47家排名第三,杭州以19家进入前五,深圳则以18家排名第六。光拿内地城市来比较,深圳就远远落后于北京、上海,甚至都屈居于杭州之下,这是否意味着深圳的科创能力不足?

    郭万达:本身深圳是硬件制造业较强,文化等软性产业相对较弱。拿北京来说,它的独角兽企业涵盖的面比较广,涉及到一些传媒、泛文化的企业。深圳的独角兽企业都是和移动互联网、生物医药、智能制造等相关联的,如果单从这几方面看,深圳是不弱的。

    当然,深圳还缺乏大学基础研究,大学里面能够与之相关联的研究也比较少,北京、上海显然相对较多。

    此外,这里面还涉及到资本因素。拿杭州来说,它有阿里巴巴,现在,巨头带动成为独角兽诞生的一大影响因素,且影响比重加强。在当前企业生态化的趋势下,独角兽企业已经成为企业生态链的重要构成。通过自孵化或战略投资等方式,众多巨头企业开始搭建生态系统,并逐渐完善,深圳的腾讯也有,但是相比阿里巴巴,它的产业生态覆盖得没有那么多和广。总的来看,独角兽方面的问题值得深圳再琢磨、思考和研究。

    NBD:科创只有两条路:一是自主研发;二是招商引资。目前深圳面临的情况是,大企业迁走了研发部门,中小企业也不再增加投资了。似乎留给制造业的空间,越来越逼仄。这几年,无论是媒体还是专家,都不厌其烦地谈论这一问题,这成为深圳40年来发展面临的一个很大挑战。你怎么看这个挑战,深圳要如何应对?

    郭万达:其实说到底这就是成本问题,因为房价高、成本高,所以制造业待不住。深圳的面积其实也就2000多平方公里,比起北京上海乃至杭州,它的空间很小,这确实给深圳发展带来一些制约,但是如果把东莞、惠州等深圳周边城市相关联的话,可能这个问题和结论又会有一些新的变化。

    深圳一直在规划都市圈,例如深莞惠。国家发展改革委编写出版的《国家新型城镇化报告2019》多次提到深圳都市圈,还提及惠州、东莞等大湾区城市。所谓的深圳都市圈,其实是行政上不归深圳,但通过地铁、轨道与周边城市有机联通。此外,深圳一直在控制成本,提供相对成本低的产业用房、制造业园区,同时加大保障房的供应,相信问题的解决只是时间的问题。

    NBD:前不久,深圳统计局公布了上半年经济数据,在经历了去年短暂的“失速”后,深圳的经济增速再次领跑一线城市,GDP实现正增长,同比增长0.1%,从一季度的负6.6%到上半年的正0.1%,这是否表明深圳的经济运行态势在回升,你如何看深圳未来的发展环境?

    郭万达:全国还是负的,北京、上海也都是负的。深圳能够实现正的增长,也是首个“转正”的一线城市,这充分说明深圳经济的反弹力很强。什么叫反弹力?王石说过,一个人不要看他跌落低谷有多深,关键是他从谷底里如何反弹,其实一座城市也是这样的。

    我们研究硅谷,硅谷遭遇金融危机等外部压力的时候,也会往下掉,但是它往往比别的地方更快复苏,深圳在这一点也特别明显,和硅谷很像,即便受到疫情、中美贸易摩擦等影响。比如,今年上半年,深圳先进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增速较一季度回升12.6个百分点;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2%,增速较一季度回升11.7个百分点,这充分说明深圳企业靠的是创新支撑,因此它的反弹力比别的地方要好。

    接下来下半年,防控疫情要常态化,深圳要防止像香港那样出现第三次疫情暴发。所以我们看到了深圳对香港入境防控措施的不断调整,因为一旦疫情反弹,对深圳经济打击是非常大的。其次是要注意外部环境的变化,例如中美关系的走向。深圳开放型经济特征明显,易受外部环境变化的波及。但总体来判断,深圳依然有很强大的内生动力,疫情如果不出现大的逆转,到三季度、四季度,相信深圳经济的增长会恢复得更快。

    封面图片来源:受访者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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