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生动物保护法亟待修改和完善

每经特约评论员 鲁子舜

今年2月，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了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此后不到3个月，甘肃、湖南、湖北等多地人大常委会也分别作出相应决定，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有的地方还有针对性地开展了执法检查。

不过，从这一段时间的实施效果看，要想实现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拯救珍贵濒危野生动物、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单纯靠上述决定是不够的。在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的决定实施过程中，现行的野生动物法存在的缺陷和不足也不断暴露出来。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是1988年11月8日由七届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虽然此后历经多次修改，但仍然存在不少值得深入研究的地方：

一是监管和执法漏洞较多。比如，法律规定，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对猎捕活动进行监督，但实践中怎样监管却遇到了不少问题。执法人员普遍疑惑的是：这种监管是事中监管、事后监管还是全过程监管？是监管人员随猎捕人员一起行动还是每次行动后对猎物进行清查？由于猎捕活动持续时间久加上野生动物数量不清，对猎捕活动的监管，除了随机的突击检查外，实践中基本上靠猎捕者自觉，因而监管效果很容易打折扣。

二是法律对我国复杂的自然生态环境缺乏统筹考虑。比如，一些山区野猪繁殖力非常强，而且经常侵入农田，甚至进入村庄。如果不允许猎捕，农民面对野猪的侵袭不断增多，不安全性越来越高，虽然法律法规规定了一些补偿机制，但毕竟是事后的、被动的。如何更好地实现野生动物保护和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保护的平衡，需要进一步考虑。

三是禁止交易和禁食野生动物，还要考虑人工养殖业、中医药业等行业的问题。比如，牛蛙和小龙虾，从业者达到数百万人，其他不少野生动物驯化养殖的从业人数也都相当可观。全面禁止交易和禁食野生动物，这些从业者的利益如何保障，也值得深入研究。

今年4月，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50次委员长会议通过了《强化公共卫生法治保障立法修法工作计划》，文件包括了拟在2020~2021年制定修改的17部法律，其中就有野生动物保护法。这意味着，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修改已正式提上日程。

我们期待此次法律修改能够进一步提升立法理念，进一步处理好“保护”“开发”“利用”之间的关系，将“维护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平衡，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作为基本出发点。在具体制度上，尤其是要明确公众参与制度，让公众充分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的各个环节。

另外，还要考虑确立野生动物保护领域的公益诉讼制度：对滥食和非法交易等行为，可以提起民事公益诉讼；对政府监管不力的，可以提起行政公益诉讼，从而使法律能够长上“锋牙利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