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4月21日，全国“70后”省部级干部至少已有29人。他们现任何职，有何特质？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走上重要工作岗位，释放出哪些重要信号？
在近两年的省部级人事变动中，“70后”日益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群体。
公开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3月下旬至今一个月时间里，已有9位“70后”干部晋升副部级。其中，出生于1976年5月的任维履新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刷新了目前最年轻的省部级官员纪录。
这个数字也超过去年全年“70后”干部晋升省部级总数。截至4月21日，全国“70后”省部级干部至少已有29人。
他们现任何职，有何特质？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走上重要工作岗位，释放出哪些重要信号？
今天，我们通过三个关键词，解读省部级干部队伍里的“70后”——他们，不只是“年轻”。
4月17日，浙江省政府网站发布调整部分副省长分工的通知，副省长刘小涛的职责得以明确——负责司法行政、综合交通运输、国有资产监管、综合行政执法等方面工作。此前，1970年7月出生的刘小涛被任命为浙江省副省长，晋升副部级。
包括刘小涛在内，全国“70后”省部级干部目前至少已有29人。
注：根据公开信息统计，截至2020年4月21日，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
三个领域
以任职经历看，29名“70后”副部级干部多数来自三个领域——地方党政机构、金融或国企系统、纪检监察机构。
上述干部的现任职务显示，大部分“70后”副部级干部在省级党政领导班子中任职。
这些干部主要从地方党政系统升任，如连茂君、费高云、赖蛟等，他们已在地方各级单位工作多年，大多拥有区县党政“一把手”或跨省任职经历。还有一部分来自金融或国企系统，如郭宁宁、李波、杨晋柏等，他们在由企业领导转任省级政府副职的过程中晋升副部级。
“拥有地方工作经验是非常重要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干部提拔任用中一贯强调的。”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戴焰军在接受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采访时指出，在地方工作可以体现和提升干部的能力。干部在地方工作能积累很多解决现实问题的经验，这些能力和素质往往不是在书本上能够学到的。
此外，还有一些“70后”副部级干部不在地方任职——蒲宇飞、周亮、李欣然是出身纪检监察领域的三名干部，他们都曾在中央纪委工作，现任职务也与监督管理相关：蒲宇飞任中央纪委国家监委驻应急管理部纪检监察组组长，周亮和李欣然分别担任中国银保监会副主席和中央纪委驻中国银保监会纪检组组长。
一个月
在省级党政领导班子中任职的“70后”副部级干部大多担任省级政府副职，这其中就包括今年3月下旬至今的一个月内履新的9名干部——
根据公开信息，2019年全国至少有8名“70后”干部迈入省部级行列。而目前“70后”副部级干部的晋升频率已远远超过去年。不难想见，省部级干部队伍将迎来越来越多的“70后”面孔。
全国拥有“70后”副省级干部的省份也由此扩展至22个，包括除北京外的3个直辖市，以及除新疆外的4个省级自治区。其中，贵州省委领导班子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领导班子中各有2名“70后”副省级干部。（城叔注：4月24日，杨晋柏已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转任北京市副市长。）
随着越来越多的"70后"干部走上重要工作岗位，年轻干部的任职领域也在不断扩大。
3月25日，空缺长达5个月的大连市政府“一把手”岗位迎来新人——此前担任天津市和平区委书记的陈绍旺被任命为辽宁省大连市代市长。大连市作为副省级城市，其政府“一把手”职务为副部级。这也是全国副省级城市政府“一把手”中首次出现“70后”干部的身影。
两种特质
汪鸿雁2008年3月任湖北省十堰市代市长，是当时湖北省最年轻的地级市政府“一把手”。
周红波2011年11月任南宁市市长，是当时全国27个省会城市中唯一的“70后”市长。
时光辉2013年3月当选上海市副市长，成为全国第一位跻身省部级的“70后”干部。
……
“年轻”，是“70后”省部级干部群体最显著的特征。目前全国最年轻的省部级干部是本月出任西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的任维，他出生于1976年5月。
任维毕业于清华大学，拥有博士研究生学历，而拥有博士学位的干部在“70后”省部级干部群体中占据半数，更有不少干部拥有高级工程师、高级经济师、高级农艺师、高级政工师等专业职称。这正是“70后”省部级干部群体的另一大标志——知识化。
“我们始终将干部的知识化放在干部选用的重要位置。年轻干部只有专业知识过硬、实践经验丰富，才能适应时代发展需要，才能有宽阔视野，引领经济社会发展。”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敏在接受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记者采访时谈到。
当前我国处在向现代化进军的关键时期，对干部的知识技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干部队伍若不具备相应技能，则很难做好相应工作。拥有专业技能的年轻干部成为省部级领导对提高我国干部队伍的整体素质、推进现代化建设也都具有积极意义。
七名“金融副省长”
在29名“70后”省部级干部中，从学历来看，这些干部大多拥有研究生学历，其中15人为博士，6人拥有高级工程师职称。从专业技能来看，有3人曾长期在纪检系统工作，3人拥有丰富的能源系统工作经验，还有7名省级政府副职来自金融系统。
来自金融领域的“70后”省级政府副职干部一览（依据公开信息统计，统计截至2020年4月23日，以出生年月先后为序）
上述7名干部都是首次担任地方政府领导职务，并主要负责本省份的金融等相关工作。在赴地方任职前，7人均长期在国有银行或金融监管机构工作，有着较为丰富的金融工作经验。
郭宁宁、李云泽和张立林三人是经济学博士，刘强和葛海蛟是管理学博士，黄志强拥有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是注册会计师、注册金融分析师。7人中最年轻的李波是哲学博士和职业法律博士，具有经济学和法学双学位。此外，郭宁宁、葛海蛟和李波都有海外工作经历。
知识化、专业化和国际化是上述“金融副省长”的显著优势。
中国科学院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孙毅表示，“金融副省长”熟悉金融、了解政策、业绩资源丰富，更善于为地方经济发展开创新格局，他们所具备的金融专业能力和金融市场经验，也使得他们在化解地方债务危机、地方金融风险等方面具备较强的协调处置能力。
而拥有海外经验的金融系统人士任职地方，不仅更利于地方政府扩大金融开放，开拓国际视野，也有助于地方政府更好的利用外资、应对国际金融风险。
十二名地市级党政“一把手”
与上述“金融副省长”首次赴地方政府任职不同，当前更多的“70后”省部级干部是从地方党政系统升任，拥有多年基层工作经验。如李毅曾任陕西省西安市蓝田县委副书记、县长，周红波曾任广西南宁市宾阳县委书记，连茂君曾任沈阳市于洪区委副书记、区长等。
戴焰军指出，基层的工作更贴近群众，拥有基层工作经验的干部更能理解老百姓所思所想，在制定政策和执行时会更加贴近老百姓、基层社会的现实需要。同时，这些干部更加了解基层干部的现实工作状况，在领导和指挥下属工作时能够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增强工作协调性。
据统计，在29名“70后”省部级干部中，曾担任地市级党委或政府“一把手”的至少有12人——
曾担任地市级党政“一把手”的“70后”省部级干部一览（据公开信息统计，统计截至2020年4月23日，以出生年月为序）
在这些干部中，除周红波、诸葛宇杰、费高云是本地干部，汪鸿雁赴共青团中央履新外，其余8人均为跨省任职。
如，2018年5月和11月，时任江西省委常委、秘书长的刘捷和时任上海市副市长的时光辉先后调任贵州省委常委；2019年7月，天津市武清区委书记徐大彤任陕西省副省长；今年4月，广东省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刘小涛任浙江省政府副省长等。
干部跨区域任职对于干部自身成长、丰富干部构成和各地资源交流都有好处。戴焰军在采访中谈到：“我国幅员辽阔，各地经济、文化、风俗等各方面差异大，这使得在本土成长、带有地方特点的干部在跨省任职时可以更好地交流各地工作经验和工作方式方法，干部素质也会更加多样化。”
由上海到贵州赴职的时光辉，从重庆到宁夏履新的赖蛟，也是干部跨区域任职的典型例子。东西或南北的远距离跨省交流任职，将带来交流地的投资、技术和人才等多方面的资源交流、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这对于各级经济发展平衡互补有很重要的作用。”戴焰军指出。
一看能力二看素质
无论是高学历、专业知识背景还是长时间、多领域的工作经验，都是干部工作能力的标志。
“年轻干部知识化、专业化是基本要求。”胡敏表示，干部要能担大任，还需要综合素质——政治过硬、本领高强。政治素质是前提，还必须本领高强，才能担当大任，二者相辅相成。
戴焰军也认为提拔任用干部一是看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二是看工作能力。干部是否正直、公正、诚信、负责、尽职、无私、勤政、廉洁等都是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的考量标准。
戴焰军指出，一个干部仅有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但没有工作能力，他的工作做不好；而有很强工作能力的干部在政治和道德素质方面出了问题，将带来更为严重的后果。
“为政之要，首在得人。”
现在，改革开放前入党和参加工作的干部已经或将要退出岗位，“70后”“80后”以至“90后”的年轻干部成为干部队伍的主体。越来越多的年轻干部走上重要领导岗位，这背后释放出哪些信号？
杜绝一刀切
干部“年轻化”的提法，最早始于1980年代初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提出了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战略方针，并一直延续至今。
去年年底发布的《2019-2023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对中央和国家机关及其内设司局领导班子，省、市、县党政领导班子，省、市党政工作部门领导班子配备年轻干部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大力发现培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健全优秀年轻干部选育管用的全链条机制。
近些年，个别地方在干部选拔、任职年龄上“层层加码”“层层递减”，出现了以年龄论英雄、把干部“年轻化”简单化、绝对化的不良风气。
2014年底，中办印发《2014-2018年全国党政领导班子建设规划纲要》，要求不再简单以年龄划线，不搞领导班子成员任职年龄层层递减和“一刀切”，不简单对每个领导班子搞硬性配备，不把换届提名年龄作为干部调整年龄界限。
2018年7月，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提出，要发挥好各年龄段干部积极性，让整个干部队伍都有干劲、有奔头、有希望。
戴焰军坦言，要走出干部年龄认识上的误区，充分认识选用年轻干部的重要意义。
“选拔培养年轻干部，要看年龄也要看水平，看学历更要看能力，切不可本末倒置。”党建专家表示。
个人努力与组织培养
“成长为一个好干部，一靠自身努力，二靠组织培养。”
年轻干部的健康成长，固然有其本人的主观努力，但同样离不开组织的教育和培养。他们作为新时代高素质干部队伍里的新鲜血液，需要组织部门树立辩证发展的选才理念及科学严谨的育才方法进行培养选拔。
近日，山西省委从省直机关事业单位、省属企业和市党委班子中，选派5名年轻厅级干部（其中正厅长级1名、副厅长级4名）担任县委书记，推动年轻干部到吃劲岗位“墩苗”历练。这5人平均年龄43.8岁，最小39岁，全部为研究生以上学历，博士1名、硕士4名。
由偏重“选”向统筹选拔、培育、管理、使用转变，变“伯乐相马”为“赛场选马”，有助于进一步做好组织工作，激励年轻干部奋发有为。多经历“风吹浪打”、多捧“烫手山芋”、当几回“热锅上的蚂蚁”，推动干部真正扑下身子在基层摔打成长、建功立业，接受实践和人民的检验。
“组织部门要主动沉下心、接地气，更多地深入一线基层、深入实践选拔干部，不为条条框框束缚，不为长官意志牵引。”胡敏指出，干部的选拔任用要充分体现民意，真正让那些在实践中成长、在群众中有口碑、在工作中有成绩且品行高尚的年轻干部进入选拔视野，切实做到公平公开公正。
培养选拔年轻干部要从严管、大胆用。戴焰军认为，组织部门要本着对党的事业负责、对干部负责的态度，全面贯彻党管干部原则，教育引导年轻干部强化自我修炼，防微杜渐。同时也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不拘一格”大胆提拔任用年轻干部，用当其时、用其所长。这是现实工作的需要，也是时代发展的要求。
封面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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