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社区书记：我打了3个月的硬仗 但战疫还未结束

从疫情暴发开始，千钧重担就压在了武汉市各个社区工作者的身上。

社区是街道下辖的社会团体，社区工作者的工作一般是为居民提供基础服务。疫情期间，他们成为了站立在疫情第一线的“守门员”。

社区党委书记作为最基层的管理者，往往身兼数职，消杀员、网格员、送菜员、新冠病人接送者、隔离工作者……最紧迫的时候，还是等待床位的病人们的救命稻草，“每天为了给病人找床位，要跟医院斗智斗勇”，身心压力巨大。

随着疫情逐渐变化，社区工作者的工作重点不断转移，唯一不变的是日日无休、时时在岗。3月24日，武汉防控指挥部发布通告称，从4月8日起，武汉市解除离汉离鄂通道管控措施，这被视为是武汉解封的信号。

而对于武汉市洪山区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周山平（化名）而言，这场持续了3个月的硬仗还没有结束，还不能松懈。

回忆：守卫过最艰难的时候

从1月十几日到现在，周书记一天都没休息。每天早上7点，他从客厅的沙发上起身，一般都是在晚上9点之后回家。在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他在凌晨2点才踏进家门。

“那差不多是1月底，很多居民处在有病无法医治的状态。”周书记清晰地记得两个月前的焦灼不安。当时，由于医院床位紧缺，居民要在社区登记，由社区统一上报，等有指标下来后才能就医。很快，在电话里、居委会、家门口，他被疑似患者包围，“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和家人的病情最紧迫”。

为了住上医院，老百姓们使出“浑身解数”，“有的人是好声好气的哀求，也有人发誓，说病好了以后要怎么感谢我，还有人威胁谩骂，但我们都没有办法。”周书记说，“如果我有权安排，那我要让每个疑似的居民都住进医院。”

当时社区能做的工作就是消杀，组织群众居家隔离，给居家隔离者和孤寡人员配送物资，全面排查发热病人，登记疑似患者情况上报，征集出租车，等有床位时送病人住院，有时也充当心理咨询师安抚病人的情绪。

武汉某社区工作人员正在帮助居民采购生活物资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周书记勤勤恳恳地做着分内工作，但面对居民们一张张焦急的面庞，他总觉得做得还不够。“都是以前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人……我晚上睡不着。”人心都是肉长的，在“四类人员”隔离收治前的一段时间，周书记被逼急了，他和社区内每天都要去医院的疑似患者一起，守在医院门口求医生收治。

在这个时候，熟知基层情况的周书记认为居家隔离达不到切断感染源的目的，他上报街道建议在社区设立整体的隔离点，但由于种种原因，该措施未被采纳。“疫情防控工作是一张网，不是个人说怎样就怎样。”好在不久后，“四类人员”集中隔离收治的政策开始推行了。

整体隔离收治的措施一下发，周书记便感到有了救星，他马上开始找附近宾馆组织隔离工作，但由于隔离宾馆里面没有医生看病，部分社区居民不愿意住进去。“居民要求有医生，但社区无法要求医院组织医生进去，只能不断地进行劝说。”周书记向居民保证，每个人都能住上院，“等有床位了，依据病情送三甲医院和方舱医院”。但实际上，他自己心里也犯嘀咕，怕辜负这些街坊邻居。

抗疫工作举步维艰，纵观社区抗疫工作的时间轴，很多人将武汉封城视为抗疫工作开始的标志，但对周书记等社区工作者来说，抗疫开始的风向标远早于1月23日。“从1月十几日我们社区就开始进行防控了，贴科普宣传语，以消杀为主，甚至已经有小区在管控人员进出。”周书记所在社区抗疫行动开始得比较早。

封城后，更大规模的防控工作开始了，入户排查、测温上报、劝说居民居家隔离、封闭小区出入口、给困难人群送物资。到了1月底，开始登记疑似患者情况上报，争取患者住院指标。再到2月初，组织人员进入宾馆进行隔离，帮助医院落实分级诊疗，给隔离者送物资，进行全社区消杀工作。“人太少、工作太多，根本忙不过来，天天打仗似的。”直到方舱医院开始收治病人，周书记才稍稍松了口气。

“把社区病人都送进方舱和定点医院后，我们稍微轻松了一点，病人这边主要就是送物资，个性化要求比较多，比如从网上买衣服、送安眠药。“等入住方舱的病人出院后，周书记等社区工作者再把他们接到隔离宾馆。出院病人的复阳率并不算低，据周书记回忆，有病人出院后隔离14天又复发，于是社区又将其送到方舱医院，但出院后又复阳，“来回这样三四次”。

2月4日，武汉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已准备就绪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目前，周书记所在社区忙着处理社区居民丧葬方面的工作，以及复工人员、入境人员的防控工作。当地规定，领骨灰盒时，居民必须有社区工作者和其所在单位的陪同。“政府出台了相关政策，墓地方面优惠30%，一次性慰问金3000元。殡葬服务是免费的，骨灰盒也是免费的，这些东西都由国家买单了。“

“很难过，有的家庭实在是太惨了。“几个月来，见了太多的生死离别，周书记接下来还要进行失独家庭、失去经济支柱的苦难家庭等善后工作。抗疫获得初步胜利，他与有荣焉，但周书记更希望政府方面能向非常困难的家庭再作政策倾斜。

周书记感慨道：“这场抗疫，我们国家和人民投入了很多，接下来还是希望能帮助困难人员尽可能地解决点实际问题，比如有的家庭目前还是买不起墓地，有的家庭一下子没了经济来源支撑不下去，这些活着的人怎么办？”

感动：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带来的温暖

周书记的工资并不高，一个月3000多元，而普通社区工作人员的工资更低，不到3000元。疫情期间，武汉对社区工作人员曾有过每天200元的补助，这项补助“持续了大概一个多月，总共7000多元”，但对于周书记等社区工作者来说，3个月的艰辛付出是不求回报的。

武汉多个社区的工作人员迎接出舱的社区居民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我们站出来是因为职责所在，我是党员，理应冲在前面，而对我们社区工作人员来说，这是工作，再难也要干。”周书记言辞诚恳，“这是要命的事情，而且你不干不知道这心理压力有多大，我们也担心得了病传染给家人孩子。如果只从经济利益考虑，给我们一天一万元我们也不干，让我们有干劲的不是钱。”

为周书记的干劲续航的，是社区居民发自内心的赞扬和支持。自疫情暴发以来，他收到了很多居民的感谢信，“我们送菜，有的老人会专程打电话过来感谢，虽然是小小的一个电话，但是非常暖心，这一句话比给我几千块钱都让我高兴”。

社区里有位老党员，平时过得清贫简朴，捐款时一次就捐了3000元，这是让周书记感到“最震撼的时刻“。这位老人说，“大灾大难我们出不了力，我们能出多少钱就出多少钱，听到这样的话，我作为后辈人，能不更加努力？”

疫情期间，基层各部门物资紧俏，直到前几天，才有红十字会方面打电话表示要拨给周书记所在社区和工作人员几千个口罩。此前，由于大部分社会捐赠都是定向捐赠给居民，社区工作人员天天都在愁物资。

感动的是，港澳同胞、海外侨胞在向社区居民捐赠时，细心地考虑到社区工作人员的需求。有一位中国香港地区的企业家，委托了他的朋友来社区统计了所有社区居民的数量，然后向社区居民和社区工作者每个人都捐赠了油粮物资。

“其实东西都一样，但他们分得很开，这是给居民的，这是给工作者的，工作做得很细。”周书记说，捐赠时对方要他们承诺物资要发到每个居民手里。“而且他们做好事不留名，事后我们都不知道要感谢谁。”

“港澳同胞、海外侨胞是向我们社区工作者捐赠物资最多的，我们非常感动。”情谊体现在一桶油、一袋米、一件冲锋衣里，抗疫过程中，每个人的工作都不应被看作理所当然，“我们并非看重物质价值，而是在精神上，他们让我们感觉工作被认可，被关怀。”

期待：专业人士来安排工作，合理有序复工

现在，每天打来电话求助的居民，从新冠肺炎疑似患者变成了复工返汉人员。如何做好复工返汉人员疫情防控工作，成了萦绕在周书记心中最为关切的事情。

“从基层工作的角度来看，目前复工的流程不够规范，仍有提升的空间。”周书记最纠结的是目前还未亲眼看到文件形式的复工规定章程，“一边要我们严管，一边又说要别人进来。很多餐馆、小商超等人员密集型企业复工了，但武汉现在无症状感染者还很多，基层怎么防控？一定要重视。”

对于复工返汉人员的疫情防控，周书记期待各级单位能实行“包保”制度。简而言之，就是对复工人员进行更加精密的轨迹追踪，“比如你返汉回小区了，我这边保证住宿时的防控工作，做好消杀，继续送物资，严守通道，出行严格按防控要求。但是你在上班路上是怎么样的，我是管不到的，这个过程中有没有感染的可能性？”

“为了抗击疫情，我们付出了太多，牺牲了太多，能理解大家想出门的迫切心情，但我们不能功亏一篑。”周书记说，社区有居民每天要喝两次现磨咖啡，喝不到就要找他投诉，还有人要吃海鲜，叫不到外卖就偷偷跑出去，“有些非刚需的需求能不能克服一下？”

目前，入境人员的防控隔离也由社区落实，“这是最高级别的”，周书记解释称，入境人员在入境前先向社区报备，然后社区报备街道拿方案，社区再派车去机场领人，全程保障入境回国人员与其他人无接触，然后送回入境人员家中居家隔离。

回忆抗疫整个过程，周书记感叹道，专业的工作需要专业的人来做，否则会造成其他的难题：在最艰难的时刻，社区一线工作人员没有专业防护服、护目镜和口罩，有工作人员感染确诊，并在工作中进一步感染其他居民。周书记回忆称：“当时最期望医疗防疫部门能帮下我们，因为我们没有医学和防疫知识，在工作中出现了交叉感染。”

眼看着抗疫阶段性胜利在即，周书记最期待的不是放假也不是出游，而是希望外界能少一点对湖北和武汉人的歧视，也希望居民和社会也能更认可社区工作者的工作。“其实我们也算是抗疫一线人士？希望大家能对我们更加重视和认可一些。”周书记说，他的同事中有很多女性，家里都有孩子，在危险中连轴转这么多天，压力很大，真的很不容易。

“武汉要解封了，但是战疫还不能说马上结束，更不能说因为国家和人民的期待，为了清零而清零。”目前，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工作依然严峻，抱着不能功亏一篑的决心，周书记称，要把这场仗继续打下去，“总有真正放松下来的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