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丁舟洋 每经编辑 宋思艰
吴瑞华原本打算1月23日（腊月二十九）那天上午坐诊，下午就带着妻儿回老家过年。
但这位民营医院院长敏锐地察觉到，越临近年关，前来就诊的发热病人就越多。当1月20日“新冠肺炎确定可以人传人”的消息发出后，他决定取消回老家的计划。
在吴瑞华和同事们选择留下来的这几天里，中南医院急救中心副主任夏剑看到就诊的队伍几乎人贴人，情景让人崩溃。
距离中南医院10公里的120光华路急救站，沈小波眼见自己的团队日益疲劳，防护物资接近见底。
尽管武汉已近危城，远在北京的武汉姑娘阿念仍执意回家。城市越来越空，阿念家临街的房间也变得异常安静，偶尔开过一辆车，喇叭里重复播放着“不要出门”的语音，让人惴惴不安。
在武汉封城的这76天里，阿念一家四口都成为分类对象和统计数字：逝者、确诊、疑似、密切接触者。这四种分类对应的是一个个承压的生命，为把他们从死神手里抢过来，吴瑞华、沈小波、夏剑76天披坚执锐。
武汉76天，在很多人心里肯定不只是数字，更是无助彷徨、是惊心动魄、是关爱互助、是奋力抗争。
从一月中旬到现在，社区书记周山平（化名）见惯了凌晨两点的武汉。
病床不够的时候，周山平每天都要面对居民们一张张焦灼的脸。逼急了，他也每天和社区内的疑似患者一道，守在医院门口求医生救治。好在一周后，集中隔离的措施就开始落实了，方舱医院开始收治病人时，周山平稍稍松了口气。
在周山平的心境略感平复的时候，因封城滞留在武汉的快递小哥黄杰加入义工行列，开着货车穿梭在武汉的街道，帮医院运送物资。
黄杰想起前几天把自己关在小房间时，三餐全靠外卖小哥，每次点完外卖，他就盯着手机屏幕上的骑手小图标一点点从餐厅挪到家门口。小哥把餐放在门口就走，给他发条短信：“你的餐到了，现在传染病严重，我们就不见面了。”
因为在武汉转车而意外滞留武汉的“打工仔”李良就没那么幸运了，在武汉没有居住地点的他，找了个100元一天的民宿，吃饭大多靠面条和榨菜。后来他也找了份志愿者的工作，是彼时支撑他生存的唯一收入渠道。
所有人静止时，社区书记、快递小哥和志愿者们，是城市里无声流动的血液。当城市重新恢复车水马龙时，他们又退回到少有人关注的背影中。他们陪伴了这座城市的日与夜，武汉也将他们默默收藏进城市记忆。
后疫情时期，企业逐步复工复产，武汉市能否恢复往昔模样？
相比普通人的慌乱，身为学者和官员的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对城市未来有着更深的观察和思考。疫情期间，他写下70余篇日记、30余条建议，他说自己早把仕途抛在一边，提建议的目标就是为了解决问题。“我没有浪费过任何一天。”
十年前靠18万启动资金白手起家的酒馆老板王帆，已是五家酒馆、一个酒厂和一家贸易公司的经营者，疫情期间损失达两百多万元。从期盼复工到犯愁员工工资的发放，王帆说现在真的要努力“活下去”。
王帆的忧虑也是民谣歌手、小微企业主冯翔所焦心的，“希望现金流维持一段，让我能正常地发放工资，能够活下去。”
在北京做了20年金融工作，回武汉创业热干面的田均深知武汉人对热干面的情怀，“三天不吃热干面，就想得不得了。”“等到我开业的第一天，我吃三碗的心情都有。”
武汉上市公司当代明诚董秘高维也期盼着武汉复苏，“不指望它唰地一下，一键恢复到和疫情前一模一样；但希望武汉能慢慢地好转。”
这是武汉异常艰难而漫长的一个严冬，第一束樱花的盛开给每个人心里都播下种子，期盼温暖春天的到来，他们静静地等待着，等待那个日常而美好的武汉，和它有希望的未来。
封面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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