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天收治12000人——武汉16座方舱医院休舱，愿后会无期！

35天，12000余名患者。

3月10日下午，最后49名患者走出武昌方舱医院，自2月5日起陆续投入使用的16家方舱医院全部“关门大吉”。

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国家紧急医学救援队的蔡羽中及同事和患者在武昌方舱医院南1号通道处拍照留念。35天以前，他和同事在这里收治了武昌方舱医院第一名新冠肺炎患者，如今，他又目送了最后49名患者治愈出院，和他们一起高歌《我和我的祖国》。

方舱医院是一个转折点。自武昌方舱、江汉方舱、武汉客厅方舱收治患者后，武汉数万新冠肺炎患者的寻医通道不再堵塞，整个疫情防控也从无序走向有序。过去35天里，武汉16家方舱医院开放床位13000多张，累计收治患者12000人，武汉每4名新冠肺炎患者中就有1人在方舱医院治疗。

数字背后，方舱医院初期一度备受质疑，但不过几天时间，“国家医疗队+武汉医疗队”就通过患者自治、分级诊疗等自创模式，让方舱医院变身为临时组建的社区——有温馨，更有秩序。

在这里，上万名医护人员，用最少的社会资源，最简单的场所改动，达到了最快扩大收治、阻断病毒传播的目的。35天前，武汉每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患者上千人，如今每日新增不到20人。

丨确诊人数激增，建方舱刻不容缓

1月31日晚，看着镜子里被口罩、护目镜长时间压迫留下凹痕的脸，陈小果大喊三声“加油”。她害怕，怕心里紧绷的弦一松，自己就撑不住了。

陈小果是武汉市第四人民医院的护士。1月21日以来，她每天在医院工作至少10小时，期间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回想那段最难熬的日子，她心里只有一个字——“缺”！缺物资、缺时间……

最缺的还是床位。医院的门诊大厅从早到晚排着长队，上百双眼睛投射的目光里，有无助，更有期望。

1月22日开始发烧的老林曾在武汉市中心医院后湖院区发热门诊排队，“从上午8点排到下午5点”，但最后还是失望而回。

武汉市卫健委通报的数据显示，截至1月31日23时，全市23家定点医院开放的6641个床位中，空床位仅有389个，15家医院一床难求。

一面是已有床位趋于饱和，另一面则是确诊病例数持续飙升。截至2月2日，武汉新冠肺炎确诊5142例，2月4日则突破8000例，加上疑似病例，总数早已过万。

此前，武汉要求社区督促新冠肺炎确诊、疑似、发热及密切接触者“四类人员”居家隔离。“家庭内部隔离和防护措施不足，往往是一个家庭多个成员交叉感染，社区工作人员因缺少防护物资，上门排查有困难，电话排查也无法阻挡确诊、疑似患者外出四处寻床位，形成更大范围的交叉感染。”同济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医师赵建平表示。

对武汉而言，阻断传播源、增加收治能力已刻不容缓。

2月2日中午，武汉市新冠肺炎防控指挥部要求，对新冠肺炎“四类人员”全部集中收治、隔离。当天，武汉卫健委即发布征用第四批、第五批共27家定点医院的公告，新增床位2183个。

但相较每天增长过千的确诊病例，新增床位的数量仍旧杯水车薪。2016年的一项数据显示，武汉二级以上的医疗机构尚不到80家，加上第四批、第五批，新冠肺炎定点医院共计达50家，已是极限。况且随着疑似患者检测确诊节奏加快，堰塞湖一旦疏通，确诊病例很可能会呈指数级增长。

确诊患者收治问题怎么解决？再造几个火神山、雷神山？那至少需要9天时间，武汉等不了了。随中央赴湖北指导组来到武汉的中国工程院副院长王辰提出建立“方舱医院”模式，打通了患者收治的“任督二脉”。

2月3日晚，武汉多家媒体报道，武汉将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洪山体育馆、武汉客厅修建3座方舱医院，预计提供3400张床位，2月5日开始收治患者。

看到这则消息，陈小果把自己关在卫生间大哭了一场。压抑了十几天的情绪瞬间释放，她觉得，“最坏的日子已经熬过了”。

十多天后，在医院门诊大厅里，陈小果再也没看到“乌泱泱的脑袋往前挤”了，就连椅子上都只有零星几个患者。

2月4日，工作人员正在搭建洪山体育馆方舱医院（每经记者 张建 摄）

丨30个小时盖医院，困难堆砌成一座座大山

30个小时——从接到任务时起，武汉地产集团总经理助理冯光乐的脑子里就开始了倒计时。

2月3日下午5点，冯光乐接到通知，他负责将武汉国际会展中心改建为方舱医院。根据中央指导组意见，方舱医院将作为普通病房收治新冠肺炎确诊轻症患者，以达到重症轻症分流诊治、加快病房周转率的目的。

重任当前，他有些紧张，但更多的是担忧。零经验、时间紧、人员缺、物资少——困难堆砌成一座座大山，如何翻越？

临危受命的还有武汉大学人民医院副院长万军，他是武昌方舱医院负责人。他将作为方舱医院建设初期的“参谋”，为建设方武汉地产集团提供专业建议。

“我们没有方舱医院的管理经验，也不了解它的运行模式和组成特点。”刚开始时，万军却有些底气不足，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一边探索，一边复盘。

尽管在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时，方舱医院先后有过尝试，但和震后相比，武汉的方舱医院在改建过程中必须优先考虑新冠肺炎的传染病性质。哪里需要隔断和封死，万军和他背后的团队都要给出建议。

作为管理方，万军还要搭建管理架构、拟定工作制度和流程、负责服务人员防护培训等……事情千头万绪，而时间所剩无几。

事实上，即使是后期建设的方舱医院，仍旧面临时间紧、任务重的问题。

2月14日傍晚，刚做完四台手术的武汉亚洲心脏病医院（下称亚心医院）副主任医师肖红艳接到电话通知：亚心医院将派驻20人接管沌口方舱医院，他是负责人。

“我们第二天就到沌口方舱踩点。那是一个民营工业园的物流仓库，刚完成棚子搭建，卫生等各方面条件比较差，进出口道路维修、医护相关的专业设计等很多地方都要改进。”肖红艳说，指挥部要求沌口方舱2月17日就必须开舱接诊，“筹备时间太少了”。

感到准备时间仓促的不止方舱医院的建设者，还有来自全国各地进驻方舱医院的医护。

2月9日凌晨，成都363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医学博士秦克接到电话，要求他第二天一早出发去武汉。从接到电话到出发，准备时间只有4、5个小时。广东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的医生老王也是在凌晨接到一通电话，“当时我老婆一看是科主任打来的，她瞬间就哭了。”

按照部署，方舱医院按照“国家医疗队+武汉医疗队”结合的模式运转，由中央指导组负责调动全国的医生资源。比如，沌口方舱就由分别来自重庆、广西、甘肃、黑龙江和内蒙古的5支医疗队负责病人救治工作，亚心医院团队则负责医院统筹管理。

2月5日下午，冯光乐就将江汉方舱医院（会展中心）交接给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管理。同日，武昌方舱医院和武汉客厅方舱医院也投入使用。

医护与患者在方舱医院合影（每经记者 张建 摄）

丨患者进方舱后，千头万绪如何协调？

2月6日凌晨，陆文接到社区工作人员电话：“可以进方舱了”。

第一天，没有药，没有人输液，吃饭时间也不定。同一天进舱的彭军情绪有些激动，他觉得现实和想象差得太远。比他们晚两天进舱的胡先生，也经历过后勤保障跟不上的窘境，“晚上9、10点钟才吃得上饭”。“进舱之前，我们都挺兴奋的，觉得有救了，但刚进去的时候，确实有些失落。”陆文说。

2月7日，接管江汉方舱医院的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党委副书记孙晖向媒体表示，由于集中收治患者人数众多，工作量巨大，将考虑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

事实上，患者在一个时间段里扎堆入舱，是大多数方舱医院开舱初期的常态。

秦克表示，2月12日汉阳国博方舱医院开舱，“两、三个小时涌入四、五百患者”，14日1000张病床就满了；肖红艳所在的沌口方舱医院17日晚开舱，当晚收治了33个患者，18日晚上一下子来了700多个患者，“忙到第二天凌晨4、5点才把进舱工作处理完”；孙辉也曾公开表示，江汉方舱第一天晚上收了约600个患者，医护团队工作到凌晨2、3点。

在肖红艳看来，方舱医院运营初期的统筹工作还有一定改善空间。据了解，新的方舱医院开舱后，指挥中心会将分散在各隔离点的患者收集汇总，再通知各隔离点将患者送到方舱。“在这个过程中，各隔离点都集中在同一个时间段送患者过来，而前期方舱医院只设了一个入口，运送患者的大巴车要出去还得原地掉头，后面又有大巴车要进来，场面一度比较混乱。患者进方舱之前必须要核实病历、资料，判断是否适合收治，导致了排长队的现象。”

此外，刚从外地赶来支援的医护也有适应的过程。重钢总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张琳2月8号晚上进入东西湖方舱时，1400多个床位已几近饱和，但患者仍在不断送过来。

“身边的医护人员都是刚到武汉，大家都不了解情况。武汉当地医疗队负责协调沟通工作，但是刚开舱时患者的疑问非常多，他们也很无奈。”张琳说。

除了患者扎堆涌入，物资也是摆在肖红艳等武汉本地医疗队面前的难题。17号晚上正式开始收治病人前一分钟，肖红艳还在和同事们紧张地向舱内运送体温计、血氧饱和度测试仪、血压计等最基础的医疗物资；而吸氧机等医疗设备则是在开舱后4天才送到。

“咱们是战时医院，就像打仗一样，某个地方进攻，另一个点就要配合，需要事先协调。”肖红艳说，初期患者反映的餐饮问题、排队问题其实都是协调工作没有细化，比如餐饮涉及酒店准备、物流配送、分发等多个环节，每一环稍有差池，最后都会影响患者的救治。

所幸，从来到方舱的第三天开始，陆文、彭军和胡先生就再没在生活问题上犯愁。

国博方舱医院，一位患者从晾晒的衣服下经过（每经记者 张建 摄）

丨制定收治标准：从应收尽收到分级管理

管理沌口方舱医院的20多天里，最让肖红艳纠结的是患者收治标准的问题。

根据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发布的《方舱医院工作手册》，方舱医院收治的是新冠肺炎确诊患者，并需满足包括以下入舱条件：有自主生活能力、无严重慢性疾病、无精神疾病、血氧饱和度大于93%等。

“社区会对送入方舱的患者进行初筛，但转送的患者未必都符合标准。”肖红艳说。不同于传统医院，方舱医院在收治病人的环节中，并非信息完整的诊疗中枢，而是要和疫情防控指挥部、社区以及定点医院等多个部门合作。

患者经过社区初筛进入方舱，大多只能口头提供检查结果，具体的报告需要定点医院和社区提交给指挥部，再汇总至方舱。“最初我只能收到一份份Excel版的汇总名单，但我们医生要看到详细的医院检查报告，才能作出专业上的判断。”肖红艳说。

此外，由于患者集中送过来，留给医生筛查病人的时间很少，但一一排查基础疾病又非常耗时。为了安抚患者情绪，大部分医生执行标准时都会有所妥协，只要有生活自理能力的，都收进来了。“坐着轮椅来的患者还是不能收，方舱医院的医护人员配置比例决定了没有人手照顾这类病人。”肖红艳说。

汉阳国博方舱医院院长杨星海曾表示，在开舱2天内收治的800多名患者中，15%～20%属于重症。“刚开舱时本着‘应收尽收’，会有些病情比较重的病人收进来，需要每天重点跟踪。一旦发现有加重的趋势，就要转到定点医院。”秦克表示。

事实上，由于方舱医院不具备抢救危重患者的能力和条件，而新冠肺炎病情又有猛、急的特点，这也对医护人员的专业判断提出了更高要求。不少方舱医院也摸索出了一套“合脚”的诊疗制度。

比如，秦克所在的汉阳国博方舱就根据患者情况分为ABCD四类，实行分诊、分级管理。“A级，单纯轻症，没有合并症；B级可能就是轻症，但近期不能够出院；C可能就是轻症，但是有慢性重要脏器疾病；D级考虑有重症病人，那么这种病人就有转院的可能。”

在对患者分级的基础上，汉阳国博方舱还将四川医疗队和山东医疗队的所有医生根据专业划分为一、二、三线，实行三线医生负责制。“一线医生一般不是呼吸科专业的，二线医生都是呼吸或者是重症专业副主任以上的资深医生，三线主要是舱外专家组。”秦克说。

在这种模式下，舱内D组患者要第一时间上报给舱内二线医生，通过密切观察呼吸的频率、深度、变化程度，甚至鼻翼扇动的程度等，作出专业判断。

方舱的夜晚，就像无风的大海，看似风平浪静，实则暗流涌动。已经值过4次夜班的老王深知，患者的病情在晚上容易反复。事实上，只要在舱里，每个医护人员都要保持“120分”警觉，仔细观察患者的状态。

“有一位30多岁、精神状态看起来还不错的患者，28号晚上我查房时发现，她睡觉时吸气比较困难，我查看她的CT片，病灶从2厘米变成56厘米，入院以前整个肺叶全部都有感染灶，病情进展很快。当天晚上，我们就把她转到定点医院，如果继续留在方舱，病情快速进展非常危险。”秦克说。

四川援汉医疗队医生宋睿在准备进入方舱前与在成都的孩子视频（每经记者 张建 摄）

丨治病之外，患者情绪需要安慰和疏导

在方舱当班的6小时，张琳的嘴和脚一刻都停不下来。

面对近200个患者，除了发药、采集标本、测量生命体征、分配食物外，她和另外3名护士还要疏导他们的情绪。

“问诊时发现很多患者都是一家人集体感染，因为症状轻重不同，分散在不同医院，不能见面。有的患者至亲都去世了。但他们并没有歇斯底里。”秦克说。

不过，在老王看来，天降横祸、死神相逼，伤痛只是被掩盖了，一旦触碰就难以抚慰。

在方舱医院治疗期间，陆文曾无意间看到一辆急救车疾驰而去，这让他想起最难熬的日子——无处救治，担心撑不下去。之后两天，他“心脏扯着痛，吃什么药都没用”。

张琳曾安慰一位因传染了女儿倍感内疚的母亲，一位牵挂年迈父亲家中独居无人照顾的儿子。她告诉他们，一定要放宽心，只有精神坚强起来，打败病毒早日出院，才能照顾亲人。

查房时看到情绪低落的患者，她都会默默地记下来，等手上的事情忙完了找他们聊天，因为“这时候不能让他们陷在自己的情绪里。朝前看，活在现实里”。

老王也有同样的感触。“这里的患者或多或少都有一些伤痛的回忆，我们只能尽力活跃气氛，让他们‘忙’起来，从痛苦的记忆中抽离出来。”

在这方面，各个方舱医院的做法大同小异：一方面，医务人员每天带领患者做操，开展健康知识讲座；另一方面，依托患者自我管理，在协助维护舱内秩序的同时，也能让患者忙起来。

江汉方舱最早是通过招募志愿者的形式，组建了一支“江汉管家”队伍，配合护士发放物资和饭菜、汇总患者意见；秦克所在的汉阳国博方舱则通过医疗队内部的党支部，吸纳患者中的党员，进而依托他们沟通，实现患者自治。

慢慢地，方舱更像一个临时组建的社区。而只有在某个患者突然病情变急转到定点医院、或是患者多次检测达到出院标准时，才让人回想起，原来这里是医院。

肖红艳说，不记得是从哪一天起，自己被问到最多的问题变成了“什么时候可以安排核酸检测和CT检查？”

“早期车载CT设备没来，我们只能把患者接到最近的武汉亚心总医院做CT检测，每天能做60例，核酸检测每天90例。”肖红艳表示，目前患者提出检测需求，在符合标准的情况下基本上都能马上检测。

“患者聚在一起交流的主要话题就是，核酸有没有转阴、CT成像肺部感染灶有没有减少。交流结果也往往会对彼此的心情有影响。”在方舱近一个月时间，老王总结的经验就是：安慰为主、开药为辅。

后来，心理治疗小组成为方舱医院的特殊标配。秦克发现，上一次他在舱里看到的情绪低落的患者已经变得神采奕奕了。

方舱医院中正在学习的患者（每经记者 张建 摄）

丨“零回头”“零死亡”“零感染”——方舱做对了什么？

刚接到任务时，肖红艳一度很担心医护人员的安全。“方舱里面都是确诊患者，1000个确诊患者在同一个空间里，空气中的病毒浓度比不少定点医院都高。”

不过此前，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披露，方舱医院实现了“零回头”、“零死亡”、“零感染”。事实上，“零感染”的背后，是对细节近乎严苛的要求。

由于防护物资都来自第三方，肖红艳和各医疗队的院感专家会对仓库里所有批次的防护物品查验，包括生产厂商、是否有生产批号、有无达到检测标准等，不达标坚决不发出。“医护要保证自身的安全。自己安全了，周边的人才会安全，这是最基本的。”

此外，外地医疗队到武汉后，第一个任务就是培训穿衣服。“方舱医院硬性要求——医护人员穿不好衣服，不准进去。”

方舱的医护有三层防护，从第一步洗手开始，到最后戴上防护面罩，一共十多个步骤；出舱则更加严格，从出病区脱去第一层手套到最后摘掉帽子进入清洁区，大概有近30个动作，一共要洗11～12次手，期间手不允许触碰到防护服表面的任何部位。

正是在这一整套“医护人员自我保护、患者自我管理、情绪强化疏导”的机制下，治愈成为方舱医院的主要关键词。

3月3日，老林提着行李登上了目的地为治愈者隔离酒店的公交车，她向记者播放微信群里闪烁不停的语音信息，笑得合不拢嘴，“他们都舍不得我走”。

“他们”是老林在江汉方舱期间的病友，23天的朝夕相处让他们彼此心生牵挂。“我们建了一个群，医护人员也在群里，我们都商量好了，等疫情过了，大家一起去山西旅游，主要想去看看照顾我们的山西姑娘。”

3月10日下午3点，武昌方舱医院最后49名患者治愈出院。这意味着，武汉16家方舱医院已全部休舱。

“今天是一个逗号，不是一个句号。疫情并没有结束，我们还在等待着现在仍住院治疗的1万多名患者康复。”国家卫健委医政医管局副局长焦雅辉表示。

老王和其他医护人员还在原地待命。出来一个月了，他有些想念广东的卤水鹅肉、清蒸大虾。武汉的新增确诊人数已连续多日下降至两位数，他相信，敞开下馆子的一天不远了。

3月10日下午3点半，武昌方舱医院，新冠肺炎治愈患者出舱前与医务人员拥抱（每经记者 张建 摄）

（应受访者要求：陆文、张琳、彭军均为化名）

记者手记丨那些飘扬的歌声

全关了，最后一家方舱医院——武昌方舱医院，也休舱了！

当最后49名康复的新冠肺炎患者踏出洪山体育馆，当休舱仪式结束，来自武汉本地、湖南、上海、江西、河北等地共14支医疗队的医护人员，唱起了《我和我的祖国》《明天会更好》《真心英雄》……

2月4日，武昌方舱医院开舱前一天，我曾到过洪山体育馆，一位湘雅二院的医生提前来检查场地，表情严肃。那时的武汉，常规医院再也不能多匀出一张床位，方舱医院就是方舟，它承载着希望。

放歌的人群中，我又看见了湘雅二院医疗队，医护人员围成一圈挥舞着旗帜。我径直走远，35天，应该让他们充分享受这来之不易的成果。

“听他们唱歌我哭得稀里哗啦”，一位同行说。而我，是努力绷着，才没让泪水涌出。

记者：鄢银婵 滑昂

编辑：梁枭 汤辉

视觉：张维薇

排版：梁枭 王小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