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因制度问题造成的人口大规模钟摆式流动,推进外来人口市民化,尽快让流动人口成为城市新市民,以稳定的城市生活和更小的流动规模,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每经评论员 余蕊均
这场疫情,由于暴发时机临近春节,大规模、长距离的人口流动给疫情防控带来了巨大挑战。而随着近期各地陆续复工复产,人口又开始大规模回流,传播风险再度上升,防控压力可想而知。
假设,没有这一来一回,钟摆式的人口大流动,或者人口流动规模有所降低,我们需要付出的经济社会成本是不是会降低很多?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享受的“人口红利”,很大程度上来自于人口流动。根据国家卫健委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城市流动人口比例每提高1个百分点,未来5~10年城市实际GDP和人均GDP将提高1~2.3个百分点。
2019年,我国流动人口总量为2.36亿人,70%以上是进城务工人员,就业人口占绝大多数。虽然流动人口规模自2015年开始缓慢下降,但依旧是一个总量巨大的群体,“每六个人当中就有一个是流动人口”的现实没有改变。
但时至今日,压在流动人口身上的制度障碍仍未消除——经济发展需要大量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而户籍制度又把他们的身份限制在农村,造成长期“钟摆式”的人口流动。一言以蔽之,流动人口是我国工业化和城镇化没有同步的结果。
此次疫情,暴发和大范围传播与人口大规模流动密切相关,而当前正是防控疫情的关键阶段,做好流动人口的防控,既是重点也是难点。
由于大多从事批发零售、制造、居民服务、住宿餐饮、建筑等行业,人群集聚度高,防护条件差,流动人口尤其是进城务工人员,容易成为传染病的易感群体。有报告显示,2017年26.04%的流动人口出现过腹泻、发热、皮疹、结膜红肿及黄疸中至少一种传染性病症状。
同时,鉴于工作不稳定、流动性高等原因,特别是重大节日期间的集中返乡,流动人口也容易成为疫情跨区域传播的高风险人群。更为现实的问题是,他们目前关注更多的是打工挣钱、孩子教育等问题,健康尚且不是最重要的需求,缺乏健康知识和自我保护能力,很容易忽视疾病传播的风险。
来自国家卫健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的研究显示,长三角、京津冀、珠三角三大城市群容纳了全国近50%的流动人口。其中,京津冀地区流动人口在服务业占比最高,长三角和珠三角在制造业占比最高。“三大区域企业的复工复产将直接决定我国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的实现,需要采取特殊手段积极应对。”
疫情暴露出的薄弱环节急需改进和完善。比如,可加强对流动人口的健康教育,加强流动人口信息采集、尽可能摸清流动人口底数,建立流动人口疾病传播的预警机制,特别是在春节、国庆等重大节日期间对重点区域进行监测等等。
从根本上讲,最重要的一点是,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因制度问题造成的人口大规模钟摆式流动,推进外来人口市民化,尽快让流动人口成为城市新市民,以稳定的城市生活和更小的流动规模,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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