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精神卫生中心心理治疗师刘天表示:希望对医护人员的心理关注和服务应该更加细致和持续。由于目前还是应激对抗阶段,医护人员心理问题往往被繁忙的工作和目前疫情的严峻所掩盖,医护人员现在往往还处在一个比较“绷”着的状态。
每经记者 宋思艰 每经编辑 文多
要战“疫”成功,除了物资设备,也需要心理支持。
在各地驰援武汉的医疗队伍中,心理医生也是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他们要支援的不仅有患者,还有他们的战友——医护人员。
他们在前线看到了什么?做了什么?他们有什么想说的?今日(2月25日),《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了成都市首支派往武汉的精神卫生专家队伍。
2月13日,成都市派出该市首支精神卫生专家队伍奔赴武汉,这支专家队伍来自成都市第四人民医院(成都市精神卫生中心)。此后,该院向武汉派出了第二批精神卫生专家队伍。
今日,该医院在武汉前线的副主任医师、心理治疗师刘芳博士;主治医师耿婷、周游;心理治疗师刘天、唐可、聂小晶等6位心理专家集体接受了《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
NBD:目前各地派往武汉的精神科专家、心理专家人数日渐增多。您认为这里面的原因和考虑是什么?
刘芳:在新冠肺炎治疗中,心理因素也起着重要作用。
从患者角度来看,我们现在经常从视频、抖音上看到方舱医院里面,很多患者被组织在一起做做健身操、相互娱乐一下,感觉氛围很轻松、不(像)是在住院治疗,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心理因素对患者康复的积极作用。
从医护人员的角度来看,从第一批医护人员奔赴武汉援助至今,不少人工作时间也比较长了,他们长期穿着隔离服工作,尤其是重症病房医护人员需要缓解患者的焦躁情绪,每天要应对很多应激事件,一些医护人员会过度疲劳、紧张、焦虑不安、失眠、压抑、自责甚至耗竭。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对医护人员也需要进行情绪干预调整。
刘芳为工作方便,请同事将长发剪短 图片来源:王路炜 摄
唐可:随着新冠肺炎疫情到了攻坚阶段,一方面,医护人员的体力和心理状况出现了不同程度的耗竭,这部分临床医生和护士有接受心理援助的需求;另一方面,随着收治病人日益增多和完善,定点医院和方舱医院的部分患者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情绪问题和睡眠问题,患者人群同样是我们心理援助的目标人群。
NBD:您是否已经和新冠肺炎患者进行过交流?若已进行过交流,您所接触到的患者,目前主要表现出哪些问题?你们是如何对患者进行心理疏导的?
刘芳:我曾电话给一名重症患者做心理治疗,持续1个多小时。
整个治疗过程中,虽然患者带着两层口罩,说话有点费劲,但还是有很强的诉说欲望。在长达一个小时的过程中,患者从她的爱人生病开始说起,过程中她描述着如何照顾她的爱人,有时甚至忘记做好隔离防护,虽然她尽心尽力地照顾,但她的爱人病情还是持续加重。
那段时间看病的人很多,最后她丈夫是在家中自行服药治疗。看着她的丈夫呼吸变得逐渐困难,她很难受,想再多做一些。每每回想起来,她总觉得自己有做得不够的地方,没能挽救她爱人的生命。
整个交谈过程中,她控制着自己的情绪,尽可能把事情说清楚,也曾一度哽咽,但还是想和我们沟通,说她对爱人的不舍、说她的遗憾。
说到后来,这些不舍的情绪逐渐减少了一些,她对爱人逝去的事情相对能接受一点了,后来就开始谈到自己儿子、孙子等亲属的情况,以及如何开始面对未来的生活。
整个访谈过程中,患者更多体现出的是哀伤情绪,对于这种情况,我们应该尽可能地让患者通过诉说的方式,表达她的情绪,而不是自我压抑、暗自哭泣。她和我们诉说的过程,就是一个情绪释放的过程。
NBD:您在对战斗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进行心理疏导时,发现医护人员面临的具体困难是什么?他们身上带有普遍意义的正面、负面情绪有哪些?此外,从一些细节来看,不同科室的医护人员,心理应激阈值是否有差异?社会舆论的风向,是否对他们构成了一些影响?
刘天:具体困难是一线医务人员不仅承担着繁重的医疗救援任务,也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压力。他们每天接诊新型冠状病毒肺炎患者,面临着被病毒感染的风险。患者离世、医护人员被传染,缺乏与人的交流、睡眠不足,这些均导致医护人员心理压力骤增。
他们比较普遍的负性情绪有焦虑、紧张、烦躁易怒、悲伤、无助、恐惧、无法感觉安全等。另外,睡眠问题也普遍存在。
但是医务人员身上也呈现着更多的韧性和坚持,他们往往显得比普通人更加坚强,更不容易崩溃,他们往往会积极地自我调整,使用各种方式缓解压力。
心理治疗师刘天(右)正与医护人员交流 图片来源:王路炜 摄
不同科室的医护人员心理应激阈值确实是有差异。一般来说,越是面对重症患者的医护人员,内心压力会越大,他们往往面临更多的生离死别,也承担着更多的职业暴露风险,因此他们受到更多的内心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心理应激的阈值会高一些——更善于自我压抑或释放情绪,以保证他们不自我崩溃。
社会舆论对他们的赞扬确实有积极鼓励的作用,但要注意避免对医护人员过度“英雄化”。他们是最美“逆行者”,更是普通人,也会有负面情绪,会害怕、会焦虑、有时候也感觉无能为力。只有公众和舆论理解他们是这样的普通人,他们才能更好地接纳自己的这一部分。
NBD:你们是如何对医护人员进行心理疏导的?
刘天:对医护人员的个体心理疏导方式基本上可以遵循以下步骤:建立关系——宣泄情绪——共同挖掘自身可利用的心理资源——结束咨询。
最近接触了一位医护人员,最初他拒绝和我交谈,觉得一切都好,虽然他有睡眠问题,身体也出现问题,但他依旧带病上阵。
我去共情(了)他可能不愿意让自己无力的感受,去赞扬他在这样的情况下,依旧坚持在前线的精神,通过这类支持性技术,去和他建立一个基本的信任(建立关系);然后在这样的基础下,他更有空间、更被允许去谈论在他坚持之下的东西——那是深深的无助和愧疚,是对生命逝去而自己无可奈何的痛苦(宣泄情绪);随后,我们共同去寻找和探索一些他可以使用的资源,让自己更加好起来,例如找家人朋友聊聊,自己做一些放松运动等等(挖掘自身心理资源);最后,我再次肯定他的努力和坚持,并且给予更多的鼓励,结束了咨询。
后续随访了解到,这位医生真的开始尝试和同事聊聊自己的感受,也开始做运动,心理疏导起到了一些作用。
NBD:结合您的工作实际,您认为还需要在哪些方面、以什么具体举措来加强对医护人员的关爱?
刘天:无论是出台政策、措施确保医护人员的安全和保证他们充分的休息,还是加大力度提高他们的待遇,照顾好他们的家人,免除后顾之忧,这些工作都起到了正面作用。我们也注意到,心理健康问题更加受到重视,大量的心理卫生工作者开始入驻武汉。
我们希望对医护人员的心理关注和服务应该更加细致和持续。由于目前还是应激对抗阶段,医护人员心理问题往往被繁忙的工作和目前疫情的严峻所掩盖,医护人员现在往往还处在一个比较“绷”着的状态。
我们要警惕疫情结束后,医护人员“松”下来之后出现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现象。那时,部分医护人员可能会出现噩梦、性格大变、情感解离、麻木、失眠、逃避会引发创伤回忆的事物、易怒、过度警觉等症状。
因此,我们对医护人员的心理的关注应该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让他们得到更为优质的心理服务,确保他们真正走出疫情对他们身心的影响。
NBD:您认为疫情过后,可能会出现哪些应激状态下暂时被忽视和掩盖的心理问题?您对此有何建议?
刘天:无论患者还是医护人员,之后都可能出现一些心理问题。之前有研究显示,在对地震等受灾群体的调查中发现,3个月和9个月内创伤后应激障碍发生率分别为18.8%和24.2%。
而在这场疫情中,他们有些人是直接失去了亲人,生活发生巨大改变。有些人目睹了大量的生离死别,内心受到强烈冲击。
对此,首先我们要进行心理健康宣传,使患者和医护人员对疫情结束之后可能出现的心理问题有正确认识,消除模糊观念引起的焦虑、抑郁;其次,要帮助当事人和家属学习相关知识,使家属理解当事人的痛苦和困境,让家属和当事人多沟通,协助当事人合理安排工作、生活,合理宣泄痛苦的情绪,以此让当事人能够接纳自己的不幸和无力;第三,在必要的时候,寻求专业心理帮助。
耿婷:疫情对于人是一个极端应激事件,人的心理会在应激状态下心理(意识的或非意识的)调用各种策略来应对突如起来的变故:比如本能反应(Fight—Flight—Freeze Response)中的木僵,人变得极其麻木,隐藏了与灾难相关的负性情感体验;又如否认或者隔离掉自己内心对于这次疫情的重大刺激;再如压抑隐藏自己内心的恐惧和负性体验等。
这一系列的方式都有可能给大家造成一个假象,疫情期间某些人特别平稳、冷静,但极有可能一段时间后出现心理问题甚至负性消极观念。因此,在疫情期间进行心理评估,筛查出重点人群进行特殊干预,以及疫情后持续的进行心理跟踪随访就显得特别重要。
同时,应当加大心理问题识别的科普宣传力度,增加普通人群对自己身边亲人朋友潜在问题的心理辨识能力,结合专业人员筛查,即可做到有效地防止、预防。
NBD:目前各地确诊病例有所下降,您对此有什么看法?您对疫情过去之后大家的心理健康有什么建议?
周游:关于疫情的数字显示,确诊病例有所下降,甚至很多城市连续好几天为0,大家都觉得这是一个值得高兴的事情,心情有所放松,在行为上就有可能出现松懈,表现为试图聚会、不严格执行戴口罩和手部清洁卫生的流程。
这里想呼吁大家:疫情得到了控制,但并未完全结束。就像跑步比赛,看见终点并不是胜利,这个时候不能减速,要真正冲过终点才能相对松下来。
聂晓晶:这次疫情给我们带来了生命威胁,我们也可以在之后好好审视自己,思考有什么地方是可以调整和改变的:第一,在减少与外界直接接触时,我们可以怎样跟自己相处和对话,发现其中的乐趣,自己的价值观是否也可以部分调整,找到自己觉得更为重要的东西?第二,人与人的相处,可以有不同的连接方式,疫情过去后,我们是否可以更加丰富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方式?第三,手部清洁卫生、戴口罩、保持适当距离,这些有益于身体健康的新的行为习惯,也有保留下来的价值。
封面图片来源:摄图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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