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专访丨90后医生杜科业对父母说：如果不能参加抗击疫情战斗，我会后悔一辈子

从医学院毕业，刚刚走上武汉协和医院神经外科岗位半年左右的年轻医生杜科业，发现自己用了十年的微博号突然粉丝量猛涨。这本是一个90后记录生活的惯常网络表达，“协和医生Do先生”没想过成为“大V”，也没想到自己微博上的声音会出现在媒体报道中。

“新型冠状病毒”指南刚刚披露之际，杜科业就在微博上呼吁大家“自我防护，重在预防”，戴口罩、勤洗手。春节期间，疫情爆发，杜科业搜集各医院缺物资的信息进行发布，此后又从黄山老家一路逆行，回到武汉，加入抗疫一线……

线下抗疫工作，线上时时关怀。这一系列事件，让杜科业的微博关注度与日俱增，粉丝达到330万。

杜科业只是千万一线医护人员中的一个。他们也许不是专家、教授，但在疫情来临时，他们同样毫不犹豫站了出来。

近日，杜科业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专访，讲述了疫情发生以来他的历程。（以下以自述的形式展开，文字经过记者编辑处理）

学生时代的杜科业（左一）与德国友人合影

微博发声，即使还在家也希望能为缓解疫情做一点事

学医、从医，一开始受家里人影响比较大，自己的叔叔是一名医生，父母一直认为，医学这个职业非常神圣。

我是安徽黄山人，很喜欢武汉这个城市，也很喜欢武汉协和医院。2019年6月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顺利毕业后，就幸运的入职了武汉协和医院，专业是神经外科。

疫情爆发前，我正在参加武汉协和医院进行的为期三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需要去各个科室轮转学习，当时我转到了麻醉科。工作还是挺饱和的，7：30到科室，下班时间平均在晚上八九点，中午没有休息，只有30多分钟的时间吃饭。

平时喜欢阅读、摄影、旅游，但工作以后没有太多时间业余活动了。

按照医院的安排，由于春节期间有值班，所以我的春节假期往前提，在武汉封城前，我已回到了安徽黄山老家，和父母、爷爷在一起。

1月17日，病毒所分析出这种病毒是冠状病毒，我根据自己的医学知识推断，认为这种病毒是有一定传染性的，出于我的专业知识和本能反应，我觉得有职责有必要去呼吁。我一直认为，对于病毒，我们不用过度恐慌，但一定要足够重视。所以我开始在微博上提醒大家戴口罩、勤洗手。

1月20日晚间，钟南山院士在接受央视采访时明确了“新冠肺炎肯定人传人。”后来还有网友给我留言说，因为较早看到了我的呼吁，所以提前准备好的口罩。

春节期间，疫情态势已经很紧张了。武汉封城，黄山当地也做了相应的交通管制，我想回武汉，已经很难。我各方联系，做出城准备。在等待手续办下来的时间里，我觉得自己虽然还没有战斗在一线，但我是善于使用网络的年轻医生，要尽自己所能做一些事情。

我能想到的第一点就是参加协和医院的网络门诊。其次是在微博上做防护科普，并且呼吁医院的防护物资问题。当时，许多医院都发了物资征集公告，但比较分散。我把它们汇总在一起，进行一个集纳式的发布。

我自己真的觉得只是做了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但因为物资短缺这个事情确实让大家着急，物资是医护人员参加战役的铠甲，所以这个东西本身就有一定敏感性，大家就很关注了。

夜班期间短暂休息的杜科业（左一）

知道我回武汉势在必行，九十多岁的爷爷红了眼眶

返回武汉的过程并不容易。

因为我住的地方距离高铁站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开始我找了出租车送我去，后来可能因为种种原因，司机师傅不愿意去了，毕竟当时疫情环境紧张。

我联系到黄山区的区长，跟他反映情况。我说我是武汉协和医院的一名医生，现在武汉疫情爆发了，我不能在家里这样呆着，我得返回武汉去参加战斗。

区长听了我这个消息之后，说他会立刻向黄山市汇报这个情况。差不多半个小时左右，给了我回复，说会安排车辆送我去高铁站。

联系上车以后，全家都知道我回武汉势在必行了。如果我是在武汉回不来，他们可能还容易接受一些，可现在我明明到家了，却还要回到危险的疫区去。

九十多岁的爷爷平时沉默寡言，是那种把很多情感都藏在内心的人，那时候他的眼眶立刻红了，他拄着拐杖，跟我说，“你要去武汉，我心里很难过，你是我唯一的孙子。”毕竟他是九十多岁的人，不知道我这一走，什么时候能相见。

我的父母也是担忧的，但我跟他们说，我作为一名医生，如果不能参加这次抗击疫情的战斗，我会后悔一辈子。

后来在政府的安排下，我顺利抵达高铁站。由于那时已经买不到到武汉的车票，我只能买经过武汉的过车。上车后，我跟列车长说，我是武汉协和医院的医务人员，要返回武汉，希望能在汉口站把我放下来，另外因为我买不到去武汉的车票，所以实际上只买了一个半程车票，我要进行补票。但是列车长说，因为我情况很特殊，他们表示理解，也没有让我再补票了。

到了武汉，也没有地铁、公交，武汉的志愿者开着车来接我。一路逆行，的确感到，全国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在自己能力范围内支持“抗疫”。

穿着防护服做各种事情都不方便

身处疫情的前哨战，看到发热门诊从人满为患到清空

因为是从老家返回武汉，所以我参加医院的疫情一线工作时，只能排到第二轮了，也是就是2月9日上岗。

2月4日中午，我接到医院电话，因为前线缺人，需要我下午两点过来援助。这个消息来得突然，我爱人没有心理准备，她给我煮了一碗面，我吃完后就准备走。我在门口换衣服换鞋子时，她一直哭，我根本不敢抬头看她的眼睛。出门前，我给了她一个拥抱，说你在家好好等我。

我们的上岗是上两周、休两周观察。因为我比原计划提前了五天去，相当于是上了近三周的班。上岗前，给我们做了培训。我被分配到发热门诊的留观室。

我们分几个班，每天依次是中班、连班、白班、夜班、休息这样轮。中班的时间是下午3点到晚上10点；白班是早上8点到下午5:30；连班是早上8点，到下午3点；夜班的时间是下午5:30到次日早上8点。夜班之后的那一天休息，实际上也只能回去补一个觉，接着第二天又去轮中班。

从工作强度来说，我倒是还能承受。科室领导、同事，和家人朋友也一直关心我，给我加油鼓劲。

由于我在神经外科本身就负责重症医学相关工作，具备气管插管的技能，再加上在麻醉科的训练也加强了气管插管的熟练度。发热门诊的樊红主任了解到我这一背景，就说如果有病人出现需要插管的情况，希望我能来完成。事实上，对新冠肺炎病人进行气管插管，对医护人员来说需要承担很大被感染的风险，可以说，这是抗击疫情一线医护人员面临的最高危操作。虽然了解其中风险，但我表示，自己有决心完成这一任务。

接到这个任务，我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后来在这三个星期我值守的时间里，留观室里没有出现需要插管的病人。

我的工作内容和平时上班情况相似，查房、看病人情况、开药、开医嘱，病人有事情的话，进行处理。其实最大的难度还是防护服，因为穿着防护服做各种事情都不方便。吃饭、喝水什么的都要控制。我上班期间，从头一天晚上开始就不太敢喝水。白天的话，可能一天就上一次厕所。以此避免防护服的消耗。

我平均每天照看6个病房、12个病人。我经历过治愈的病人，也遇到了病情棘手、最后救治无效去世的病人。但这三个星期以来，我确实感受到了大形势在好转。

因为我是在留观室，发热门诊的留观室相当于是疫情的一个前哨。留观室不属于隔离病房，不办住院手续，符合要求的病人，都应该去定点医院进行收治、隔离。但是有的病人很严重，如果让他在路上来回跑，生命安全没有保障，并且也是个传染源。所以我们医院就把骨科病房改成了留观室，他们可以留院观察。只要是其他的定点医院一有床位，我们就把病人转过去。

在后方各类定点隔离病床还不够时，发热门诊来看病的人多，每天都排着长队，留观室人满为患。我们相当于是一个通道，后面的病床不够，在我们前面的就滞留的多，像灌水一样是堵着的灌不进去，水管就会爆炸。

后来国家提出了“应收尽收”的政策，各类定点医院、方舱医院也都建立起来了。我们这的病人就有地方可去，通道明显舒缓了。所以我觉得我们留观室、发热门诊就是疫情的体温计。疫情现在的体温高、正常还是低，我们都能很明确的发现。

几天前，我们留观室的全部病人都转到了隔离病房去收治，这里已经没有滞留的病人。这说明，各项措施已经到位并且生效了。

 

网友把杜科业的照片画成卡通漫画送给他

战胜困难的永远不是恐慌和害怕，而是坚强和乐观

2月22日是我轮班的最后一天，然后就要换下来居家隔离两周，看看有没有被感染。这段时间，每次看到医务人员被感染甚至牺牲的消息，我都很难过。

我们自己在前线把别人从鬼门关里拉回来，但是却没有把自己的战友救回来。所以大家都都说医生这个职业是神圣的，但来承担神圣的是我们普通人。我们也是血肉之躯，也是从一个个普通家庭成长起来的，也有父母、有妻子。最后用自己所学的知识，穿上白大褂，来承担这份神圣。

在网友眼中，我是乐观、传递正能量的。我给自己的网名取名“do先生”，一方面是和“杜”谐音，另一方面也是“踏实去做”的意思。在灾难面前，哭很容易，坚强很难。但战胜困难的永远不是恐慌和害怕，而是坚强和乐观。

我一直觉得，我们不能粉饰太平，也不要过于恐慌。我在一线，把自己眼睛看到的事实传达出来，把正能量的东西分享出来。大家只是在家隔离，相比我们医护人员而言，要幸运、安全的多。我处在危险中，还能保持积极乐观，大家为什么不能？我希望把这一面传达出来，感染大家、鼓励大家。

有网友叫我杜叔，我开玩笑说我还年轻，叫我“杜宝”。还有的网友把我的照片画成卡通漫画送给我。我感到很温暖，我给网友力量，网友也给我力量。就像黑暗中的火把，我能感到那个光，很亮很亮。

如果一切重来，我还是会选择当医生。希望一切结束后，我能好好补一次跟家人们的相聚。

（本组图片均由杜科业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