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疫”实录丨救护车上缺物资缺人 武汉120迎超纲大考

2月12日下午两点半，空旷的武汉江岸区街头，一台120急救车疾驰而过。车上患者是一名连续发热多天、呼吸困难的85岁老人，她被送至武汉市收治新冠肺炎的定点医院——汉口医院。

这趟急救任务，由武汉市急救中心体系内位于江岸区的一家网络急救站执行，全程对接颇为顺利。但车组在接收指令时，并不知晓病人是新冠肺炎疑似患者。由司机1名、医生护士各1名、担架工2名组成的一套“急救单元”，其防护略显不足。

防护不足主要是因为高等级医用防护物资储备不够。当天出车时，5名队员所穿防护服有薄有厚，随车护士笑称自己的防护服有些“劣质”。但事实上，相比这家防护服“万国牌”的急救站，还有急救站正面临防护物资断供。

《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了解到，在目前武汉市120急救体系中，急救站分为急救中心直属站和网络站，后者所面临的防护物资短缺情况更为严重。疫情当头，维持急救站必要的防护物资，就是维持整个武汉120急救系统的持续运行。

2月12日，武汉急救中心岱山站接急救中心指令准备出车，图为当班医生正在进行出诊登记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优等生的超纲考试

成立于1958年，至今已有超过60年历史的武汉市急救中心，正在进行一场超纲的考试。

“武汉的急救能力在全国都是能排前三的。”熟知武汉市急救中心日常运营的李方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据他介绍，目前武汉市核心区共有急救站57家（不含黄陂、新洲、蔡甸、东西湖、汉南及江夏六个远郊区），每个站点通常配备急救车两台（一台值班，一台备用）以及急救人员十余名。

李方口中的“武汉的急救能力”，即普通民众理解的120，上述遍布武汉三镇主城区的急救力量，在疫情前基本能够满足武汉市民的院前急救需求。但疫情发生后，尤其是1月底武汉实施“封城”，私家车禁行，过江通道封锁，运送病人高度依赖120急救车。

武汉120急救热线随即被“打爆”。据央视新闻，该中心急救电话呼入量从日常的2000次/天，飙升至超过10000次/天，峰值达15700次/天。但这种需求不可能被全部满足。李方告诉记者，去年1月份武汉市急救中心出车量约为400趟/天，而今年新冠肺炎疫情下，120日出车量长期接近600趟/天，“1月25日是820趟”。

岱山急救站位于江岸区核心地段，该站负责人沈小波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他们的出车量从以往的每天9趟不到，增长到了近期的一天15趟甚至16趟。“发热病人占到三分之二”，岱山站护士邱琳玉介绍。

按照规定，每完成一趟接送发热病人的任务后，急救车需要开启车载紫外线灯进行1小时的消毒。香港路急救站目前承担了江汉区所有确诊和疑似新冠肺炎病例从隔离点到医院、从医院到隔离点的转运任务。为了缩短消毒时间，该站的医护人员将一台空气消毒机也搬上急救车，两台设备同时使用。

但与武汉市庞大的急救需求相比，急救站医护人员的努力显得杯水车薪。“他其实也已经紧急了，但是我没有车可以派。以前武汉市是不可能的。”120调度员周婵面对央视镜头显得无奈。

2016年，一段武汉市急救中心调度员与患者的通话录音传遍网络。在急救车到达现场之前，调度员对患者家属进行了26分钟的院前急救指导，与急救车医护人员形成了完美接力。

这般情景，短期内在武汉已经很难出现。

 

疫情发生后，其他省份支援武汉120的急救车辆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非直属急救站“化缘”

当武汉全部的急救车驶上街头，某种程度上让武汉市民吃了一颗定心丸，急救医护就在身边。但急救车内，医护人员的定心丸——防护服，则面临“穿一件就少一件”的窘迫。

江汉区一家急救站负责人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武汉市急救中心系统内，急救站分为直属站与网络站。与急救中心直接负责防护物资保障的直属站不同，网络站分布于武汉市各大医院内，受双重管理，防护物资很大程度还要依赖于所属医院供应。

但防护物资短缺，是武汉市内各家医院面临的共同难题。“我到一线科室看，他们更缺防护服，我就回来了，我自己还有办法解决。”沈小波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什么东西都不是特别高（足）。”岱山站急救医生桂星花从仓库拿出一包新的消毒湿巾，小心翼翼抽出一张进行手部消毒。沈小波则为记者展示了岱山站的大部分家底，来自国内外不同品牌的防护服、型号不一的防护口罩，以及牛奶饼干等生活物资。这些物资中，一部分来自所属医院和武汉市急救中心的保障，另一部分则来自志愿者的捐赠。

来自社会捐赠的物资，质量参差不齐。“我们的防御是靠脑子，不是靠装备。”沈小波将最高等级的防护用品留到了转运新冠肺炎患者时使用，其他时候则靠一些土办法解决。如在民用KF94口罩外，再加一层医用外科口罩凑成“医用N95”。但对于防护服，负责全站13名人员安全的沈小波尝试通过各种渠道联系供应。

“如果一个（人员）防护不周的话，所有的事情前功尽弃，节约那一套防护服搭进去整个站，我们不做这种事情。”沈小波介绍。

疫情之初，谁都不曾料到后来新冠肺炎感染人数会那么庞大。武汉亚心总医院急诊科主任、太子湖急救站负责人李勇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我们一开始就储备了一些物资，包括医院从香港地区、日本采购，后来也弹尽粮绝”。

眼看物资所剩无几，李勇在武汉市急救中心的协调下，开着自己的私家车从社会渠道运回了包括口罩、防护服、中药在内的四大箱物资，一直撑到上周。武汉亚心总医院为港资非公医疗机构，目前也成为武汉市接收新冠肺炎患者的定点医院，来自政府的物资也在持续供应。“现在的物资是我们自己医院的。”李勇说。

但有些规模较小的医院设立的网络急救站，因为物资严重匮乏，有负责人一度萌生关闭急救站的想法。“我们现在物资非常紧张，防护服、隔离服、N95口罩都是紧缺物资。”孙萌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他曾向武汉市急救中心求援，被告知武汉市相关部门有文件，一定不能关闭急救站。而短期内，急救站的物资，只能靠他自己跟所属医院协调。

2月12日中午，武汉急救中心岱山站接急救中心指令准备出车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当减员不可避免时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武汉市的医疗资源硬扛着病毒的攻击，多家医院出现医护人员感染确诊。120急救系统亦没能幸免，据知情人士介绍，被感染的120院前急救人员超过20人。

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急救中心副主任夏剑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其所在医院防护物资在最紧张时，也尽全力向急诊科、呼吸科和传染科三个一线科室倾斜。这是普遍意义上抗击疫情的最前线。

但120系统所承担的院前急救，比上述三个科室更前沿，堪称抗疫情的“超一线”。与此同时，急救人员每趟出车面临的都是各种不确定性。“什么样的情况最危险？就是患者不带口罩。”沈小波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

这种最危险的情况，护士邱琳玉就遇到过。密闭的救护车车厢不足8平方米，一名新冠肺炎疑似患者被抬上车后，邱琳玉亲自为患者戴上了口罩。反观病人家属，则早早做好了防护，随车急救人员颇为无奈。

除战斗性减员外，有急救人员选择离职。武汉市不同急救站所聘用人员，人事关系有的在急救中心，有的在各家医院，还有的为第三方劳务派遣。急救系统一度面临“有车无人”的困境。

江岸区的一家网络急救站的负责人，曾亲自开车到远郊黄陂区说服一名司机入职，但这位司机仅仅在出了一趟车后，就撂了挑子：“第一趟他就遇到了患者在家中死亡，我们120还承担死亡鉴定任务。买一包烟的功夫就跑了”。

太子湖急救站在去年11月份新设立。虽然是网络站，但其与武汉市急救中心直属站在软硬件配置方面区别不大。李勇介绍，该站目前是“两个急救车司机连轴转”，每人上24小时班。而最忙时还一度让司机加班，出动了备用车服务社区。

尽管疫情当前，武汉市急救系统还是要承担针对非新冠肺炎患者的院前急救工作。武汉市常规医院资源一度紧缺，120急救出车一趟，载着患者跑四五家医院无人收治并不鲜见，但这极大影响了武汉市急救资源的周转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疫情发生后，其他省份及企业向武汉市急救系统派出了急救车、医护人员增援。《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位于江汉区马场路的武汉市急救中心本部看到，院内停放了大量崭新的急救车。

这些救护车可不可以上路执行院前急救任务？李方告诉《每日经济新闻》记者，目前其他省份的增援力量，对武汉市的情况还不熟悉，暂时主要承担的都是新冠肺炎患者大批次转运的任务。

如何利用好现有的急救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武汉市急救中心这位曾经的优等生，面对超纲考卷，正在努力求解。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李方、孙萌为化名）

 

2月12日中午，武汉岱山急救站医护人员完成急救任务回到驻地，正在进行消毒 

图片来源：每经记者 张建 摄

 

记者手记丨愿白衣斗士们都有一件可靠的“防弹衣”

采访中我得知，17年前，岱山急救站负责人沈小波曾以一名内科医生的身份，参加了抗击SARS的战役。“科学”、“用脑子防护”是他言语间提及次数最多的词语。

可贵的是，疫情发生以来，岱山急救站一直保持着原班人马无减员的纪录。而沈站长也曾“土豪”过，疫情前期，岱山站一天能用掉四五十件“质量好的防护服”。但随着后期物资供应吃紧，他只能在“万国牌”防护服中，尽力挑出最好的，在转运新冠肺炎确诊患者时使用。常规出车时，只能退而求其次。

沈站长说：“靠防护服不如靠脑子。”

但我更希望，这些奋战在一线的急救人员都能拥有一件可靠的“防弹衣”，得到妥善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