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旁边，能否诞生第二个国际大都市？

11月11日，蓝绍敏从南京到苏州，正好两个月。

新官上任，自然要先熟悉市情。

自9月“官宣”以来，这位新任江苏省委常委、苏州市委书记，就开始了密集的调研行程。在11日这个特殊的时间点上，他把苏州10个区县调研的最后一站，放在了苏州工业园区。

其间，他用三个“国际范”，提出对苏州工业园区的更高要求，涵盖产业集群、营商环境及人居生活三大领域。

两个多月来，“国际大都市”，正是蓝绍敏在多个会议和调研中反复提及的关键词。

11月13日，在苏州市委常委会会议上，他明确表示，要“真正提升城市能级，把苏州打造成为能为上海建设全球卓越城市起到协同增强效应的国际大都市”。

早在十多年前就有媒体统计，全国有186座城市都提过类似“国际大都市”的设想。不过，至今真正受到认可的国际大都市，大概也就北京、上海两座城市。

对苏州而言，要实现这一“远大”目标，不仅要思考如何超越自己，还要面临另一重考验：上海旁边，是否还能容纳另一座国际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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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红年代”

时间回到9月11日，苏州召开全市领导干部会议，蓝绍敏首次作为“最强地级市”主政者露面。

发言时，蓝绍敏着重提到，“努力再创一个激情燃烧、干事创业的火红年代”。两个月后，在苏州工业园区，同样的话，再度响起。根据城叔不完全统计，这也是两个多月来，蓝绍敏在公开场合提到最多的一句话。

如果稍作阅读理解，这句话里既有对“火红年代”的希冀，也有对当前激情不再的鞭笞。

上世纪80年代，年轻的经济特区深圳尚在争议声中时，苏州因社队企业的蓬勃发展，率先成为经济改革典型。

1992年，张家港对标当时苏州走在前列的几个兄弟板块，喊出“工业超常熟、外贸超吴江、城市建设超昆山、样样工作争第一”的发展口号。

一石激起千层浪。1993年12月15日，《人民日报》在名为《苏州跃起六只虎》的头版头条中写道：“ 一虎呼啸，群虎出山。张家港的挑战，不但使常熟、吴江和昆山感到了紧迫，连吴县和太仓也坐不住了。苏州大地，变成了‘六虎’争雄的角逐场。”

“六虎争雄”成为江苏乃至全国改革开放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推动苏州经济水涨船高，在全国排名节节上升。

1985年，苏州GDP首次进入全国前10，位居第8位。2003年，苏州达到历史最佳排名——全国第5，排在四大一线城市之后，并保持8年之久。

不过，近年，苏州逐渐收敛锋芒，气势不再。

2011年，苏州GDP被天津超越，滑至第6位；2014年，重庆又弯道超车，苏州GDP排名也自此跌到第7位。近年，苏州GDP增速逐渐放缓，而身后的成都、武汉和杭州，各个都是炙手可热的“潜力股”，苏州不可能没有危机感。

更重要的是，很长时间以来，苏州在江苏省内都是“一枝独秀”。然而，2016年底，江苏省委常委会专题研究南京市工作，明确要求南京努力建成“首位度高的省会城市”。其后，江苏连续两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发挥南京特大城市带动作用”。今年，更明确写入“提升南京省会城市功能和中心城市首位度”。

除了来自外部的“竞争”，苏州自身也遭遇发展困境。

作为紧随深圳、上海之后的第三大“工业城市”，今年前三季度，苏州规上工业总产值24371亿元，同比增长仅0.9%；规上工业增加值5503.87亿元，增速也仅1.9%。

苏州，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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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开“框架”

“内外交困”之下，苏州如何打造国际大都市？

在不少人看来，如今的苏州，仿佛“打了鸡血”。按照蓝绍敏的说法，“过去我们有引以为豪的‘六虎争雄’，今天我们要创造苏州高质量发展的‘十全十美’” 。

不过，曾经的苏州因县域经济发达受益，如今却在提升城市能级时因此受限。甚至有观点认为，“GDP过万亿、人口过千万的苏州，更像是一个大的城市，而非一个大城市”。

实际上，在很多人眼里，苏州是一个没有市中心的城市。

苏州之核——姑苏区所在区域，是全国首个、也是唯一一个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区，也因此与摩登的现代感无缘。姑苏区东西两边，则是高新区和苏州工业园区，都是产业高地。姑苏区南北，撤县设区而来的相城区和吴中区，还尚显年轻。 

而其代管的县级市——张家港、昆山、常熟及太仓，常年霸榜全国百强县市前十，昆山更是连续15年蝉联全国百强县之首。如果把四个县市的经济总量加起来，2018年已过万亿，占苏州全市GDP达55%。

这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在衡量城市能级的重要指标——建成区面积上，苏州的表现与其经济体量并不匹配。

根据住建部发布的《2017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 》，苏州建成区面积473.33平方公里，南京796.35平方公里，上海998.75平方公里——这也是我们能感知到上海是个大都市的重要原因之一。

苏州中心城区面积与南京、上海也差距颇大，2017年为1523.88平方公里，而这个数据南京为4226.41平方公里，上海为6340.5平方公里。

这使得苏州中心城区有如“小马拉大车”。一个简单的例子，苏州想要修建地铁连通昆山、张家港等县市，也面临很高的行政成本。

更重要的是，中心城区的发育程度，显然会影响城市集聚高端资源。“县城”发展再好，天花板也在那里，很难想象能有成片的CBD。

在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原经济研究所所长裴长洪看来，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是核心大城市做所谓的“新经济”，例如数据信息、数字经济、公共产品、智能化；而中等城市和小城市是物理化学经济，搞工业、搞第二产业、搞服务劳动经济；乡村是做生物学经济和生态经济。

再强的县市，无疑也属于上述第二类：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对此，蓝绍敏此前明确表示，“苏州正在擘画国际化大都市发展蓝图，城市框架全面拉开，发展空间全面拓展，作为长三角重要中心城市的集聚辐射带动能力不断强化。”苏州未来如何“解题”，值得期待。

“大树”与“碧螺春”

当然，另一个不能不提的问题是：苏州如何处理与上海之间的关系。

苏州取得如今的成就，与邻居上海密切相关。有研究显示，近20多年来，苏州一直是上海经济联系的首选城市，苏州也从上海消费的“后花园”，逐渐成为经济发展的产业腹地。“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的说法，形象地说明了上海与苏州的关系。

苏州与上海的GDP之比，已从改革开放初期的0.12：1， 提升到如今的0.58：1。在长三角一体化中，苏州昆山、太仓、吴江等多个板块和上海接壤，也被认为是和上海同城化发展条件和潜质最好的区域。

不过，近年来，网络上也有不少声音认为，苏州的发展受到上海诸多“限制”，比如苏州机场。如今，上海“大树”下，是否还能容纳一个国际大都市？

今年3月，城叔在全国“两会”现场与蓝绍敏有过一个多小时的交流。他曾坦言：“（都市圈发展）要改变的是单纯单向获益的观念。就是加入都市圈，我能得到什么？在都市圈时代，我们一定要善于在合作中创造更多的机会、更多的利益增量来实现多赢、都赢、共赢。而不是台上握手台下踢脚，这解决不了本质问题。”

11月5日，在为苏州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工作定调的会议上，蓝绍敏进一步提出，“要重塑与上海的近邻、紧邻、亲邻关系”、“要以上海为中心，继续‘大树底下种好碧螺春’”。

他表示，苏州要在更高水平上与上海形成产业互补共进、功能互利共享、生态互保共治，打造成为“可以为上海作出协同增强效应的现代国际大都市”；同时，打造苏州特色标识和特色品牌，在一体化大格局中凸显苏州的“唯一性”。

也就是说，既接轨上海、借势上海，也要有自身的独特性和辐射带动力。

提出更高目标的苏州，这次能不能种出更好的“碧螺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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