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投行和财富管理机构的现有国际化程度、金融服务水平、人才储备、创新能力尚难与我国经济地位相匹配。在金融供给侧改革深化的当下,再次重申建设国际一流投行和财富管理机构的立场,既意味着此项任务的紧迫性,更意味着相关支持政策有望酝酿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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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务部等部门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1430.4亿美元,已成为全球第二大对外投资国。与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第二大对外投资国的身份相对应的,是巨量居民财富管理和投行服务需求,在金融开放不断提速的背景下,打造国际一流投行和财富管理机构,服务大国经济,成为资本市场深改的一个重要目标。
不可否认,我国投行和财富管理机构的现有国际化程度、金融服务水平、人才储备、创新能力尚难与我国经济地位相匹配,“大市场小行业小机构”问题突出。从证券业看,全行业130多家券商的资产规模仅相当于高盛集团一家华尔街投行的规模。在中国企业“走出去”过程中,本土投行提供的股权、债券、并购等金融服务所占市场份额总体偏小。在满足居民理财需求的过程中,本土机构大多不具备提供全球化资产配置能力,在境内金融产品服务的丰富性、专业性方面存在诸多短板。
此次资本市场“深改12条”明确提出,加快建设高质量投资银行。证监会主席易会满日前撰文指出,努力建设国际一流的投资银行和财富管理机构。
这既是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内在需要,更是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燃眉之急。一方面,中介机构能力提升和责任压实,有助于严把资本市场入口关,优化市场生态。另一方面,从国际金融中心建设的境外经验看,拥有全球资源配置能力、掌握定价权的大型金融机构是国际金融中心或者说金融强国的必备选项。
管理层近年来一直在鼓励打造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一流投资机构。对内,逐步放宽相关业务限制,强化对金融乱象的治理,引导机构回归本源,提升主动管理能力。对外,加大开放力度,倒逼本土机构尽快对标国际同行,全方位提升公司治理、投资管理和金融服务能力。在金融供给侧改革深化的当下,再次重申建设国际一流投行和财富管理机构的立场,既意味着此项任务的紧迫性,更意味着相关支持政策有望酝酿出炉。
综合监管层信号和业内期盼,打造国际一流投行和财富管理机构至少可从三方面发力。一是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一方面,进一步放宽业务限制,做大券业规模。比如,适当放宽券商融资,鼓励符合监管要求的负债经营。另一方面,明确国际化战略,有序开展更多的跨境业务试点,提高券商FICC业务(即固定收益、外汇和大宗商品业务)比重。二是完善差异化监管。特别是要增强对优质龙头券商、基金等机构支持力度,鼓励行业并购重组,重点培育几家头部企业。三是引导机构增强主动管理能力。推动券商等机构从通道业务向并购重组、资产管理等业务转型,从零售业务向机构业务转型,从股票咨询向财富管理转型;鼓励基金等机构大力发展权益类基金,支持公募机构发行上市。
机遇就在眼前,号角已经吹响。全行业当以科创板试点注册制为契机,乘着资本市场深改的东风,加速自我革新,在打造一流投行和财富管理机构的全新赛道上,不辱使命、实现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