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中国黄金集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万喆：转变政府职能的发力点 就是树立提供公共服务的意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就，并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用罕见的高速增长实现了从低收入国家到中等偏上收入国家的跨越，并持续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贡献者。

这一切成就的取得自然离不开改革开放，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果，也是中国经济取得重大成就的核心要素。

经过多年的发展和完善，目前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如何？新常态下应当如何定位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如何让民营企业把“定心丸”吃到肚子里？

带着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对中国黄金集团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首席经济学家万喆进行了专访。

产权问题破冰有助于高效配置资源

NBD：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包括哪些制度内涵？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市场经济体制？

万喆：我觉得一个是完善产权制度，另外就是要素的市场化配置。当然，整体来说，还包括公平竞争、要素的自由流动、机动的价格反应机制等。

我们说的市场经济体制实际上跟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是相对的。

在计划经济体系当中，是用计划来配置资源的，而非市场，所以要素不能自由流动，也没有价格机制来反映市场上的供需关系，竞争的个体之间也没有优胜劣汰可言，对市场活力和动力也没有有效的激励，因此这种配置实际上是低效的，市场长期来说必然处于一个比较萧条的态势。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市场经济体制来进行市场化的配置，而不能再重返计划经济体制的思路。

NBD：有人认为，所有权清晰，产权不清晰，是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待解决的基础性问题，对此您怎么看？现阶段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如何？

万喆：产权问题确实是一个非常关键、非常基础性的问题。所有权清晰、产权不清晰，不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法律问题、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

我们所说的产权实际上不光是所有权，市场化经济体制当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交易，因此在所有权之外，还需要在市场上能够进行资源配置高效率的交易。

而要在法律保障下实现交易，就要让产权归属非常清晰，即拥有所有权之后能不能支配、处置，如何获取收益，收益又如何处置等，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厘清。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我们在改革开放的过程当中正在一步步完善产权机制。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有一些问题是过去遗留下来还未完全解决的，包括房屋产权、知识产权等。

其实我们也有自己的产学研机制，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完全没有研发一些高科技的能力，但在科技成果转化上效率还比较低。

把产学研打通，实际上和其中的产权包括知识产权怎么处置、怎么占有、怎么进行收益、怎么分配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产权确实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接下来还需要进一步在政治上、社会上、经济上、法律上达成共识，给它理论的定性以及法律的保障，这是未来迫切需要完成的工作。

现阶段，我们的市场经济体制运行取得了长足进步，但还处在一个改革的攻坚克难阶段，有一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细化、系统化，使其更有可操作性、可持续性更强。

实际上，产权问题不解决，很多经济交易就很难真正完全地进行下去，就不能真正实现市场化经济下要素的自由流动和高效的资源配置。

构建政府服务市场的良性关系

NBD：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关系，关键是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您认为政府和市场之间处于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才是良性的？现阶段转变政府职能主要从哪些方面发力？

万喆：去年我国政府机构进行了一次大的改革，实际上，历史上几次非常重大的部委机构改革，都伴随着经济的转型升级。

经济转型升级带来了社会需求的升级，就需要政府职能发生转变，因此带动了机构的改革。所以机构改革其实只是一个表象，它实际上是适应目前的职能转变需要的，也适应目前的市场发展需求的。

关于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我认为政府要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定位——即作为公务部门，提供的是公共服务和公共管理，因此首先要有一种服务的思路，是服务于市场的。

当然，这个“服务”不能从浅表的意义上去解读，服务实际上也包括监管、规范市场的秩序、建立比较完善的法律保障、建立完善以及长期保持市场的公平竞争态势等，实际上这些都是在提供服务。

过去在一些比较特殊的时期，比如当处在资源比较匮乏的阶段，行政之手就会伸得比较长，因为不加以管制可能就没有办法使市场稳定下来。而现在倡导的是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就要求政府跟市场处于一种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这是比较良性的。

所以，现阶段转变政府职能的发力点，首先就是转变思路，要有一个提供公共服务的态度。

其次就是要有一个市场化的基础思路，要知道什么叫市场化，不能靠一个伪市场化的概念来领导市场。比如有人认为价格机制就是市场化，但它其实只是市场化的一个方面。比如股市，不能把股价涨得高不高作为判断证监会主席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标准。

第三就是法治化。法治化实际上是市场化的一个前提和保障，如果没有法治化，市场化一切都是空谈。比如，税收优惠、公平竞争、政商关系，如果政策不能够做到一致性、连贯性，就无法保证市场化，因为投资者就很难在这个市场上做长期的投资，也就谈不上资源的有效配置。

市场化要以法治化为前提

NBD：您认为国企到底是不是市场经济？如何处理好国企和市场经济的关系？

万喆：国企可以是市场经济，也可以不是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不在于你是不是国企，而在于你到底是不是符合市场经济的规律。这也就是我们常常说到的“竞争中性”的问题。

换句话说，企业是不是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办事，是不是纳入了市场化公平竞争的框架当中，如果是这样而且企业还可以运营得很好，那就是市场经济。如果不是，企业是在这个框架之外的，或者进入这个框架就运行不下去了，又只能重新回到非市场经济的状态，那么这就不是市场经济。不能一概而论。

从“竞争中性”角度看，市场化要以法治化为前提和保障，那我们可以给它设定出细则来，比如信贷是不是中性，如果不是中性，那就不符合；再比如税费是不是中性的。如果有这些细则标准，这些标准显示是中性的，那就是市场经济；或者不能够适应市场经济，企业被淘汰了，那这也是市场经济。

NBD：改革开放40年来，民营经济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就业等方面都作出了非常大的贡献，但去年是民营经济预期不太好的一年，遭遇了一些困惑。您认为今后在提高民营经济预期方面应当做哪些工作？

万喆：舆论引导实际上是整个要素配置当中的一部分，有时候能够扭转市场预期。但无论舆论的预期如何，它最终还是会跟真实的趋势相弥合，首先要明确这一点。

实际上，民营企业的困惑来自好几方面。比如在面临一定的经济下行压力时，企业结合自身的实际状况，就会比较担忧，这是可以理解的。

其次，近几年一些地方或者一些部门可能发生了政策上不连贯、不一致的状况，政策不连贯容易造成企业的恐慌，我觉得相关部门也需要检讨自己。

另外，还有一个政策的公开透明度以及受公众监督够不够的问题。我们现在对市场化的法治化保障还存在不足，有时可能会让企业感觉无所适从。实际上我们的顶层设计是非常好的，但顶层、中层、下层必须要有连贯的、系统性的法治架构，有细则出来，才能让大家觉得是有法规可依的。这既有利于规范市场，也有利于大家充满信心往前走。

我们还要注意避免一些矫枉过正的做法。比如顶层设计出来之后，一些地方用一种非常激进的方式去执行，甚至错误地理解中央的意图，以一种非市场化的手段来进行市场调节，实行管制式的领导，这些都是不合适的，给市场传递了错误的信息。

因此，我觉得在未来应该说还是要把这几点做好，要把系统化的细则做出来，才能让民营企业真正把定心丸吃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