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聂辉华:充分释放制度红利 中国经济还有很大增长空间

    每日经济新闻 2019-04-22 23:38

    每经记者 张蕊    每经编辑 廖丹    

    1949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速发展使得我国的人均GDP不断攀升,我国逐步由低收入国家跨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行列。

    统计局数据显示,2017年,我国人均生产总值59660元,扣除价格因素,比1978年增长22.8倍,年均实际增长8.5%。我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NI)由1978年的200美元提高到2016年的8250美元,超过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平均水平,在世界银行公布的217个国家(地区)中排名上升到第95位。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经济发展起点低、人口基数大的国家,能够取得这样的进步实属难能可贵。

    然而,自2012年我国经济增速换挡以来,有关中国经济可能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声音便不时响起。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应当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实现高质量发展?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常务副院长聂辉华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时表示,要顺利跻身高收入国家,应该说需要保持一定的GDP增速,而保持一定的GDP增速主要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释放制度红利,不能像过去一样总想通过强刺激促进经济增长,要由过去的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

    推动制度性改革

    NBD:“中等收入陷阱”在其他国家主要表现为经济增长回落或停滞、贫富分化、过度城市化、就业困难、金融体系脆弱、环境恶化等,那么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相比,我国是否也面临这样的风险?您认为我们应当如何避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聂辉华:与其他国家相比,目前我国也面临一些这样的风险,比如经济增长减缓、金融体系脆弱、资源不足和劳动力成本上升等。

    首先是经济增长放缓。我们如此庞大的经济体不可能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但目前仍然保持着中高速增长。

    其次,我们现在的金融体系相对比较封闭,存在一些诸如影子银行、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等。另外,我们过去的增长主要是靠高投入、粗放式的增长,消耗了大量的资源,而中国的人均资源占有量本来就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这样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

    最后就是青壮年劳动力减少,很多年轻人不愿意从事艰苦的劳动,导致了劳动力成本上升。

    如何避免?波特提出国家经济发展的四个阶段:生产要素导向阶段、投资导向阶段、创新导向阶段和富裕导向阶段。

    总体上,我们当然要从依靠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这就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最主要的就是推动制度性改革,或者说结构性改革。

    中国要从过去主要依靠人口红利转变为主要依靠制度红利。我们的制度红利还没有充分地释放,我们的一些制度还存在不合理的地方,如果完善这些制度,我们还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举例来说,农村的很多土地资源,包括田地、宅基地、林地都是闲置的,并没有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劳动力的流动也是不充分的,人口虽然可以流动,但是户口和相关的福利是被限制的。人力资本作为最重要的资本,如果被限制了,资源就无法得到优化配置,增长就会放缓;

    资本市场改革方面,企业过于依赖间接融资,资本市场很难融到资,并且没有好的制度,老百姓不敢去搞股权投资;

    另外,一般来说达到中等收入国家,文化产业应该大有可为,但是我们文化领域的生产和消费限制还是比较多。

    总的来说,一些制度滞后于经济增长的需求,束缚了经济增长。释放制度活力,中国经济还可以持续30年中高速增长。

    2050年有望成为高收入国家

    NBD:进入中等收入的国家易受外部经济的冲击,造成经济徘徊,但我们一直在坚持扩大对外开放,您认为应当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

    聂辉华:扩大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是一个趋势。一般来说,融入全球分工体系的程度与面临的经济风险是正相关的,但是也不能因噎废食。

    扩大开放与保持经济稳定并不矛盾,某种程度上是互补的。首先,扩大开放,可以引进先进技术和创新制度,吸收更多高质量的人力资本、货币资本;另外,可以吸引更多的优质企业进来,倒逼国内企业通过技术创新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和竞争力,从而进一步扩大出口,同时更好地满足国内中高端需求。如果国内市场越来越大,越来越高端,这也是跳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途径。

    NBD:有观点认为,中国是否能跨过中等收入陷阱,就看支柱产业能否在全球中高端市场上打败竞争对手,而传统的低端产能注定是要淘汰的。您认为未来经济新的增长点和新机会在哪里?

    聂辉华:这个看法对于大国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的,大体上对中国来说是适用的,但对小国未必合适。

    一个国家的总体竞争力肯定与若干重要产业的竞争力有关。我认为,高端市场肯定是要占领,但是也不能笼统地说淘汰掉低端产业,因为高端和低端是相对而言的,不能光看技术,应该由市场说话。例如,旅游业、文化产业、传统产业(如手工制作)也可以很有市场(例如日本有百年历史的传统豆腐店),但未必技术含量要很高,只要有市场,就应该鼓励。另外,还有很多小型的“隐形冠军”,也未必都是支柱产业。

    未来的经济增长点,大体上可以判断,人工智能(AI)、生物制药、高端装备制造业等是重要的增长机会。其实,真正的机会应该由市场去判断和选择,而不是人为决定。

    NBD:我国已处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2018年我国GDP总量首次突破90万亿,人均GDP达到约1万美元。按目前的发展趋势,从经济增长角度来看,我国迈向高收入国家的前景如何?

    聂辉华:我们作过测算,2014年,世界银行对于高收入国家的定义是人均GNI超过12745美元。考虑高收入国家标准不变的情况下,2017~2050年的平均人均GNI增长率只要达到1.32%即可。

    但高收入国家的标准是动态调整的,从2004年的9385美元涨到了2014年的12745美元。不妨假设2015~2050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人均GNI增长率等于2004~2014年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人均GNI的平均增长率3.11%,那么2050年时高收入国家人均GNI的门槛大约为37228美元。

    在中国2016年人均GNI为8260美元的情况下,2017~2050年人均GNI增长率需达到4.67%才能在2050年迈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又假设人均GNI和GDP总量的增长率相等,这意味着2017~2050年GDP增长率每年要达到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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