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改革重在增强微观主体活力 要防止改革空转企业无感

3月23日，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19年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召开。

在以“巩固结构性改革成果”为主题的分论坛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中财办原副主任杨伟民表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自2015年底提出以来，取得了明显成效，特别是在去产能、去杠杆方面更是如此，这也很好地促进了2016年四季度一直到2017年中国经济的企稳。

不过他同时表示，我国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没能完全触及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未来仍需加大工作力度，打造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升级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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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减速缘于提质增效增加的GDP还不够充分

自2018年下半年以来，中国经济开始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在杨伟民看来，这不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不灵了，而恰恰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还没能触及更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现在情况发生了一些变化。”杨伟民说，目前的经济下行固然有国内外短期因素的影响，但主要还是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在短期的反映。

杨伟民举例说，我们的经济减速主要是工业减速，服务业增长仍然比较快。而在需求结构已经发生很大变化的情况下，工业结构当前还比较僵化，尚未完成适应性调整。

“这几年我们一直在强调提质增效，但提质增效增加的GDP还不能够弥补产品减产而减少的GDP。这是我们增长的一个现实。”他给出下面一组数据：2017年，国家统计局统计的89种工业产品当中，有55种（约占60%）的产品产量比过去10年间的历史峰值出现了负增长；在107种出口产品当中，有74种（约70%）的产品比过去10年的峰值出现了负增长。“我认为这是工业减速的主要原因。”

另外，从2018年情况来看，经济减速主要由于消费和投资双减速。消费减速受很多因素影响，比如居民收入增长放缓，特别是服务消费比重在提高，汽车消费进入到一个阶段性、周期性的变化过程当中等等。“但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就是高房价及房贷的挤压，问题在于房地产，但房地产本身也是供给侧结构性失衡，有些地方过剩了，有些地方供给又不足。”

投资减速主要是以地方政府投资为主的基建投资在减速。我国投资当中基建投资，特别是地方政府为主的基建投资占比很大。在杨伟民看来，这主要是由于过去积累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过大，从去年起中央开始问责，所以很多地方政府不敢再变换花样举债搞基建了。

“其实这是一个更复杂的体制性结构性问题，我们还没有更多地触及，涉及国企和民企，涉及中央财政和地方事权，涉及政府与市场等重大的结构性改革。”杨伟民说。

改革必须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

继续推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杨伟民认为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加大工作力度。

首先，要拓展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

去年中央经济工作会提出“巩固、增强、提升、畅通”的八字方针，这意味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任务已经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三去一降一补”，更重要的是要拓展到增强微观实体活力，提升产业链水平、畅通国民经济循环，这是针对国民经济重大问题所提出的新方略。

具体而言，包括但不限于要加快僵尸企业出清，要坚持结构性去杠杆，减税降费，建立房地产的长效机制，按竞争中性原则营造法治化的营商环境，要破坏垄断、强化知识产权保护，扩大规则等制度性开放。另外，要加强新经济的基础设施建设。“过去我们的基础设施主要是‘铁公机’，下一步要加快新经济的基础设施。”

在接受包括《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在内的媒体采访时，杨伟民表示，在新型基础设施建设方面，下一步可以重点发展与人工智能相关联的基础设施。

其次，要以改革为手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重要的两个字是“改革”，所以必须以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为重点，推动相关领域的改革走深、走实，防止改革空转，企业无感。

具体而言即加快国资、国企垄断行业，土地制度，住房制度，政府职能等改革。“归结到一点就是要大幅度减少政府对资源的直接配置，让市场发挥决定资源配置的基础决定性作用。”

第三，杨伟民重点强调要推动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他看来，结构性失衡的根源在于要素配置扭曲，其中金融最为关键，因为金融是“血脉”。

近年来，银行贷款比重出现了“两降三升”，“两降”是制造业和民营企业贷款大幅度下降，“三升”即房地产、金融业、个人住房贷款比重幅度上升。而中国的贷款结构以间接融资为主，贷款的结构变化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结构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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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供给侧改革要调三个结构

而具体到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推进，杨伟民认为要调整三个结构：

一是市场结构，要大力发展直接融资，特别是股权融资。

“我国实体经济每年背负7万亿元的利息，这对金融业是增加值、高利润，对实体经济就是极大的负担。”杨伟民说，所以要保持我国经济的整体竞争力，一方面要减税、减费，同时也必须减轻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加快建设规范、透明、开放、有活力、有韧性的资本市场，提高直接融资占比。

二是银行结构，要建设多结构广覆盖的、有差异的银行体系。

当前中国的银行结果是国有大行占绝对优势，这并不能很好地适应实体经济当中小微企业和民营企业占比高、科创型企业增长快的特点，特别是以国有银行为主的银行体系如何适应国企、民企、外企这三大主体并存的所有制结构。

“我们如何从制度上搭建平等地服务三大市场主体的银行体系，这是下一步需要深入思考并深化改革的重大课题。”杨伟民说，要增强中小金融机构的数量和业务比重，增加民营银行和社区银行，推进城商行、农商行业务回归。

三是产品结构，要积极推行个性化、定制化、差异化产品。

杨伟民认为，要扩大抵押物的范围，按照企业不同产品的生命周期来确定贷款期限，而不是反过来，让企业来适应银行的贷款期限。要完善银行内的尽职免责制度，建立激励机制，开发实体企业和银行共担风险的金融产品，开发适合民营、小微企业的产品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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