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才趋势报告里的城市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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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城叔（微信ID：urban_evolution）在后台接到一位热心网友提问：

行至岁末，按照往年的惯例，单位发完年终奖之后，都是离职的高峰期。对于其中一些人来说，他们可能辞别的不是一份工作，而是一座城市。

到底该选择一座什么样的城市生活，是很多年轻人纠结的事。曾经北漂是标准答案，后来上海、广州、深圳都成了可选项。而现在，成本高、生活压力大，使得新一线城市摇身一变成为黑马。

从2017年下半年开始，新一线城市陆续推出人才吸引政策，人才大战以燎原之势延展开来。2018年第一季度，北上广深也推出了各自的高端人才吸引政策，“战场”进一步扩大。

日前，BOSS直聘和猎聘两大招聘平台，先后发布《开源时代2019人才资本趋势报告》（以下简称“人才资本趋势报告”）和《2019年人才前景趋势大数据报告》（以下简称“人才前景趋势报告”），两份报告同时将焦点集中在新一线城市。

这或许能给我们一些思路。

人才的选择

2018年，人才大战持续。各地大力推进人才发展战略，以期靠人才激发经济内生动力。一年到头也有了一些收获：

武汉继续实施“百万大学生留汉创业就业计划”， 2018年留住了大学生40.6万，计划2019年还将有25万大学生新增量；

天津2018年5月启动“海河英才”行动计划，全年有望引进13万人；

成都落实“人才新政12条”，2018年新引进国家“千人计划”专家34人，累计吸引超过25万名本科及以上学历毕业生落户；

……

根据人才前景趋势报告，2018年人才供给和需求占比排名最高的20个城市中，除了北上深广，其它都是近年来发展迅速的新一线城市，其中杭州和成都领衔，位居榜单第五和第六位。

高学历人才一直是城市争夺的重点。根据人才资本趋势报告，在近三年里，新一线城市对高学历人群的就业均衡指数，由2016年的 0.91，提升到2017年的1.01，再到2018年的1.05。（就业均衡指数=本地就业人数/本地高校毕业人数。）

具体到城市，截止2018年，东莞、青岛、宁波、成都、无锡、杭州和苏州这七座城市，本科和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才均呈净流入。

以杭州、成都为例，这两座城市本科层次院校均为27所，与哈尔滨、长春并列全国第九位，高等教育资源比较丰富。在此前提下，两地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就业均衡指数均高于1，也证明了当地所提供的岗位能够满足本地高等教育人才就业需求。

与之相对的，本科和硕士及以上学历就业人数均低于本地高校毕业人数的城市，包括武汉、长沙、南京、天津、沈阳、重庆、西安七座城市。

武汉作为高等教育重镇，坐拥46所本科层次院校，高校总数仅次于北京，在校生规模超过百万。雄厚的高等教育资源多年来聚集和培养了大量人才，让武汉在人才选择上占据了天然优势。

但从指数上看，截至2018年，武汉本科和硕士及以上学历人才的就业均衡指数分别为0.63和0.60，大量的本地高校毕业生流失到其他城市。

人才和城市的选择是双向的，城市在选择人才，人才也在选择城市。人才前景趋势报告认为，2019年新一线城市的人才吸引力依然会稳步上升。然而，江山易打不易守，新一线城市将面临一个更加重要的长期课题：如何“守才”。

企业的选择

企业则是另一个可参考的标准。对企业而言，选择一座城市投资具备长远的战略意义，也能从侧面反映出一个城市的整体营商环境和市场潜力。

总体上看，随着消费升级和新中产崛起，大企业和独角兽企业争夺的战略要地从一线城市，向新一线和二三线城市下沉。

在BOSS直聘的调查中，当被问及“是否开始在其他城市建立分公司或计划搬迁总部”时，回答“是”和“2019年有计划”的企业分别占到42.4% 和15.9%。

报告称，以杭州、成都、西安、武汉等为代表的新一线城市，是大型企业开设分站的首选。包括阿里巴巴、腾讯、华为、小米、京东在内的巨头企业均把新成立的研发中心或第二总部设在这些新一线城市。

究其原因，一方面，新一线城市在商业资源集聚度、城市枢纽性、未来可塑性等各项指标上均具有良好基础和广阔发展空间，并且地方政府普遍对科技型企业有明确政策支持。

另一方面，正如上文所言，这些新一线城市多数拥有“双一流建设”高校，高等教育规模和质量基本能够撑起企业对数字经济人才的旺盛需求。

在大公司攻城掠地的同时，中小企业也在以自己的节奏向二三线城市进军。

人才资本趋势报告显示，过去两年中，在二三线城市设立分公司的A、B轮融资阶段企业分别占到各自总数的28%和37%，较2016年提升10和13个百分点。

为实现市场份额的迅速增长，新兴中小型企业更倾向于选择昆明、济南、合肥、福州等省会城市。

值得注意的是，分部位于非一线城市的薪酬优势普遍弱于总部在一线城市的薪酬优势。这其中，中小型企业本部与分公司间的薪酬水平分化更大。

2018年本部在北上广深的企业，分公司岗位平均薪酬为母公司的71%，较2017年下降1.2个百分点。有四分之一的企业，分公司岗位平均薪酬不及母公司的60%。

但与此同时，非一线城市也意味着生活成本降低和宜居性提高带来的“隐性收益”。

就拿通勤来说，去年9月一篇名为《通勤,正在“杀死”1000万北京青年》的稿子，在朋友圈疯传。根据《2018年中国城市通勤研究报告》显示，在北京有近两成的上班族单程通勤时间超过1个小时。

长时通勤问题不仅挤占了生活工作的时间，增加了经济成本，还会降低生活的满意度和幸福感。想要改变现状，要么换工作，要么搬家，但对于一线城市的上班族而言，高额的房租和激烈的竞争环境，让选择变得格外艰难。

因此，当人们选择在非一线城市定居的时候，普遍已经做出了一些权衡和妥协。

人才资本趋势报告中的数据显示，2018年由一线城市来到新一线城市发展的人才，仅有流入杭州的平均期望薪资持平甚至有小幅提升；流入到其他14座城市的一线城市人才，平均期望薪资有3%--20%不等的降幅。

城叔的选择

对于“是否要定居于此”这个问题，影响决策的因素非常多。为什么要选择企业和人才作为参考标准？

先拿企业来说，资本逐利，考虑的是投入产出，如果有高昂的行政成本、组织成本等不必要的生产成本，面对再大的市场，可能也会望而却步。企业家的选择是一个城市营商环境的直观体现，因为它是一个城市对投资者、创业者是否友好的直接衡量标准。

正因如此，营商环境已是构成城市竞争力最重要的要素之一，2018年，自中央到地方都把提升营商环境提上议事日程。

随着2019年地方两会陆续召开，改善营商环境、重视民营经济发展依旧是地方政府工作报告的重点阐述内容之一。

拿提问读者的“首选项”天津举例，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要加大支持和发展民营经济力度，将下大力量缓解企业融资难题，安排100亿元的再贷款和再贴现资金、100亿元的常备借贷便利资金，专项用于支持地方金融机构增加对民营企业的信贷投放，为符合经济结构优化升级方向、有前景的民营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和流动性支持。

再来说人才，现在的年轻人比以往都更注重内心的感受，城市的吸引力不是放宽一个户籍所能一概而论的，医疗服务跟不跟得上？教育机会多不多？还有折磨人的房价……这些都是宜居与否的评价标准。

换句话说，他们考虑的是一个城市的公共服务。正如一些朋友提到的，之所以在大城市难以扎根，缺乏稳定感和归属感，房租贵并不是最重要的原因，而是结婚生子之后孩子的教育，老人的医疗等问题。

这一年我们普遍达成了共识，过了几十年糙日子后需要精细化了。很多城市的发展理念也逐渐在转变，以前是产业第一，城市发展第二，人第三，现在成了人第一，城市第二，产业第三，因为人要到了城市，才有后续产业发展这些事。这个本身也是我们所说的城市化的下半场转变，从土地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一切围绕城市为需求。

其实城市的主政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所以我们才会看到或听到有些城市拼了命的治理环境，有些大力发展文化设施，有些加大教育医疗资源投入。归根结底，都是想要留住人。

不知道这些话对提问的朋友是否有帮助，总而言之，在城叔看来，“是否要定居于此”的关键是，看这个城市有没有对人的耐心和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