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争中立”能否率先在自贸区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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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李克强总理新年首场外事活动，会见的外宾是美国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

此前，特斯拉上海工厂正式开工建设。这是中国新能源汽车领域放开外资股比后的首个外商独资项目，也是上海迄今为止最大的外资制造业项目。

“中国的发展速度和办事效率令人印象深刻，很难想象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开设一个汽车工厂的全部程序。”马斯克说。

他所说的“办事效率”，其背后体现的正是中国不断优化营商环境的努力。

就在今天（1月10日），一场探讨自贸区建设的咨询会在成都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不约而同将话题落脚在如何通过优化营商环境，做大做强自贸区产业。

优化营商环境是自贸区建设的重要任务。不少专家认为，目前自贸区改革创新，主要是聚焦“只跑一次审批”、“不见面审批”等企业登记注册前端环节，而很少关注企业全生命周期体验，这是未来的一个突破点。

避免产业空心化

“特斯拉来到上海，代表了上海政府对制造业的重新重视。”在当天的咨询会上，上海投资咨询公司研究中心副主任王颖直言：“自贸区建设，不能发生产业空心化，要有产业依托。”

长期以来，自贸区被看作是推进商品自由贸易、出口加工自由贸易以及服务业自由贸易的重要承载地。但随着自贸区改革创新的日益深化，越来越多的人和企业注意到，改革和创新还是要植入到产业中去。

但是，根据王颖所在团队的调研结果：

60%的上海受访企业认为，如果我们的自贸区无法适应全球投资贸易规则的新趋势，未来资本转移、产业流失以及就业减少等，这些问题都将成为现实。

正因如此，讨论产业空心化问题，如何进行前瞻性设计，也就显得特别有意义。因为，有了产业，自贸区的生命力才能体现出来。

而据西南财经大学四川自贸试验区综合研究院执行院长姜玉梅观察，自贸区在产业配套和支撑上，仍然需要进一步提高。“自贸区与产业融合不够，就会导致很多自主创新碎片化，企业获得感也就不明显。”

中国保税区出口加工区协会副秘书长蒲少伟也建议，自贸区建设，要找准产业发展核心，体现当地特色。“例如，武汉光谷的光电产业，就让人印象很深。”

而在毕马威政府咨询及公共服务咨询服务总监喻莺看来，自贸区要围绕地方产业基础进行“特惠型创新”，围绕产业链部署创新链。她举例，浙江自贸区围绕油品产业的创新非常扎实：“他们40条制度创新，有一半都是全国首创，每一条都是有的放矢、大有成效的。”

明确了产业基础对于自贸区建设的重要性，另一个问题也随之而来：如何真正提升产业实体——企业的获得感？

“我们拿国务院数据来说话——我们的改革事项完成了90%，但企业获得感环比仅增加百分之几点几，说明这个问题没有真正解决。”喻莺直言。

姜玉梅团队通过调研也发现，当前，虽然自贸区在优化营商环境方面做出了大量努力，但企业获得感提升效果并不明显。

四川大学中国自贸区（港）暨“一带一路”研究中心主任杜玉琼也有同感。“营商环境好坏，要由市场主体说了算。”她说。

在王颖看来，目前大多数自贸区的改革创新，主要是聚焦“只跑一次审批”、“不见面审批”等企业登记注册前端环节，而很少关注企业全生命周期体验。

她认为，自贸区未来优化营商环境的方向，是对标国际先进自由贸易规则，关注企业全生命周期的投资待遇，从企业设立、扩大再到融资，甚至退出市场，整个投资贸易全生命周期，给予公平公正待遇。

为此，她的建议是，投资待遇的制度安排，要从准入设立阶段逐步向全生命周期延展。“也就说，我们要把营商环境优化扩展到后端，这是未来的一个突破点。”

四川大学中国（四川）自贸试验区暨“一带一路”法律研究中心秘书长王军杰也强调，各自贸区此前的便利化创新，主要集中在事前，关于事后、事中的监管创新几乎没有，未来要更加关注事中、事后监管上的创新。

另外， “从实践来看，全国所有创新，几乎都是定点创新，能够形成规模效应的大型、系统性集成创新很少” 。王军杰坦言，自贸区建设中，应和国家部委一起，重点产生系统性、集成性成果。

在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院长鲁篱看来，营商环境优化不仅是服务效率提高问题，也不仅是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型问题，更多是透明度问题和“竞争中立”问题。

去年11月进博会期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局长张茅就曾谈到，今后将采取竞争中立政策，对内资外资、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大企业和中小企业一视同仁，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竞争中立”这个词在官方出现，已经不是第一次。此前，央行行长易纲在2018年G30国际银行业研讨会上发言时也透露，为解决中国经济中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中国将考虑以“竞争中性”原则对待国有企业。

在成都举办的这场专家咨询会上，专家们也开始探讨“竞争中立”原则在自贸区先行先试的可行性。

“竞争中立，其实所有自贸区都可以做，虽然一做就会 ‘伤筋动骨’，但做了就能够产生效益。”上海社会科学院世界中国学研究所所长沈桂龙评价。

那么，自贸区可从哪些方面着手，实行“竞争中立”？对此，沈桂龙给出了三条建议：

一是国有企业分类，对于一般性国有企业，政府给它的项目、补贴，是不是可以取消，通过自由竞争，成为一个真正独立的市场主体。

二是对标最高水平、最高标准的透明度原则，提升国有企业信息披露透明度。政府也可以主动把对国有企业补贴的情况对外界进行公示。透明度提升了，在“竞争中立”上就先行了一步。

三是在自贸区建立公平竞争的投诉机制。“当然，在这个机制当中，首先一条，就是要有接受投诉的机构，允许其他性质企业提出异议。”

“希望有一个自贸区能够率先推行‘竞争中立’，并将它真正做出效果。我相信，如果有了效果，对整个地区、整个国家更深入地融入国际市场，都将起到很大作用。”沈桂龙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