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房汉廷：创新驱动是系统工程 需四类资本共同作为

2018年,我国在科技领域的多个方面取得重大进步和创新。这些进步无一不跟我们的科技投入持续增加息息相关。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的研发人员总量稳居世界首位，研发经费投入规模跃居世界第二，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实现历史性突破。事实上，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全面实施，科技体制机制改革进一步深化，我国科技已步入快速发展轨道，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大国。

科技部研究员、中国科技大学教授房汉廷在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以下简称NBD）专访时表示，中国科技创新，与我们自己的过去比成效显著，但也要正视差距，即与国际上发达国家比差距还很大，与未来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需要比，还任重道远。

着眼未来产业技术开发

NBD：我国在一些领域比如芯片方面还存在一些核心技术短板，您认为我们在这些领域应当如何发力？

房汉廷：我们在一些领域确实存在核心技术短板，但是否如大家所说一定要在所有方面都要掌握核心技术？我认为，第一，在已形成稳定的“头部（技术创造）、躯干（技术应用）和手脚（规模制造）”分工的产业领域，很难打破既有格局，分工合作比暂时不那么实际的竞争更重要；第二，在一个产业的未来迭代点上及早布局，等待下一次分工机会，才可能实现拥有核心技术的愿望；第三，作为一个国家来说，更要着眼于未来产业技术的开发和准备，如中国在物联网、5G、人工智能的一系列提前布局，已开始收到成效。

NBD：您认为我国的科技创新处于一个什么水平？

房汉廷：真实的中国科技创新水平，可以用科学、技术、创新三个维度评价才公正。

NBD：我国在学术论文和申请专利方面的成果均处于世界前列，但事实上，科技创新却没能成为引领国民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您认为主要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应当如何解决？

房汉廷：要评价这个问题，关键还是要准确理解什么是创新，创新驱动的引擎是什么。创新就是新的生产要素被纳入财富创造过程的一系列活动，其中知识创造与技术发明只是创新要素的一个重要方面。概括地讲，创新驱动的引擎至少包括社会资本（制度因素）、技术资本（种子提供者）、企业家资本（要素整合者）和金融资本（能量供给者）四个方面，它们之间的关系呈现为乘数关系。所以，除了技术资本具备了资源储备之外，社会资本的匮乏，企业家资本的地位摇摆，金融资本的错配，才是创新驱动不能发挥效能的症结所在。

因此，创新驱动是个系统工程，光有技术一个轮子是转不起来的。要解决这个难题，需要政府、企业家、科学家、投资家合力为之，即社会资本、企业家资本、技术资本、金融资本共同作为，学术论文和技术专利只是完成了技术资本化的第一阶段，即知识产权的资源化，距离资本化还有相当距离。

NBD：您认为以政府来主导科技创新和以企业来主导科技创新，哪个更有优势？为什么？

房汉廷：根据我对30年来中国科技创新的观察，撇开纯粹的基础研究，我更倾向于用“非线性创新”与“权变式创新”来解释政府主导与企业主导的关系。

从中国的创新实效看，非线性创新一直是主导。从产业或行业视角来看，中国的创新拓展和创新突破很多都是非线性的结果。首先，隐性技术的转移是创新拓展快速展开的主要方式。中国在成为“世界工厂”前，制造业主力是国有企业，技术水平也长期停滞不前，当市场力量被初步释放后，大量技术人员、管理人员从国有企业流动出来，他们带出来的隐性知识成为新办企业的技术源头。随着外商投资企业在中国的成功发展，又有一批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流动出来，他们带出来的隐性知识再次成为又一批新企业的技术源头。当民营科技企业逐步成长起来后，他们也成为了新的或者更大的隐性知识供给源头。这些都快速地推进了产业规模和企业竞争水平。

“换道超车”更有战略价值

NBD：有专家认为，“弯道超车”是一个伪命题。您怎么看？

房汉廷：评价这个问题，就要回溯近1000年的世界历史，特别是近400年的工业革命史。近1000年来，大约影响人类社会重大进步的技术有4000~6000项，客观说，中国在其中的贡献是比较少的。同时，现代科学体系、技术体系、创新体系、产业体系均发端于西方发达国家者。因此，中国被压在竞跑后面是一个自然的、长期的累积结果。即使时至今日，中国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事情仍然很多，科学的原创能力比较弱。但这只是静态地看，历史从来都不是简单的线性发展关系，美国仅250年的建国史，目前已经超越了欧洲，中国真正的工业革命几经打断，这一次是从1978年开始的，40年时间成为世界制造体系的大国已经是了不起的成就。

所以，我认为，“直道超车”是常态，“弯道超车”是一种非常态，但当别人的车出故障了或过度保守降速了，道路又够宽，为何不搏一把呢？当然，更为具有战略价值的是“换道超车”，发现或修筑新的道路达到直接进入蓝海的理想状态，而不是陷入红海去拼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