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规院副院长王凯：城镇化下半场“一切要用小细节服务人”

图片由受访者本人提供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积累了不少问题。用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王凯的话说，过去城市不停扩张，做了40年“比较糙的事儿”，是时候做“精”了。

今年6月，由中规院参与编制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控制性详细规划(街区层面)》草案向公众征求意见。从公示内容看，规划理念发生了明显变化，街区主要采用小街区、密路网设计，不再是过去常见的大广场、宽马路。王凯说，这是宜居城市的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在12月18日举行的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两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作为“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受到表彰。

作为弟子，王凯深有感触,“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对老师40年锐意创新、改革规划理论的肯定。”他在接受城市进化论（公众号ID：urban_evolution）专访时表示，现阶段我们和欧洲城市的差距主要表现在细节上，“吴老反复强调建筑、规划和风景园林要融合到一起，本质上就是要以人为本。”

25日凌晨，王凯在朋友圈转发了一则新闻，内容是明年北京海淀区将在29个街镇配备责任规划师。他感慨到，“城市的规划建设管理真的到了精细化时代。”

人居环境发生根本性改变

城市进化论：改革开放40年，我们经历了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城镇化，在您看来，可以分为哪些阶段？有何特点？

王凯：如果从时间的角度划分，中国城镇化一般来说有这么几个阶段：第一是1978年到1992年，这是一个起步期，城镇化率从不到20%发展到接近30%。第二阶段是1992年到2002年，城镇化快速发展。2002年以后进入一个新的转折期，这个时期有很多新的思想、新的理念应用到城镇化进程中，包括科学、协调、可持续发展等。再细分的话，也可以把2010年以后作为一个阶段，这一年前后中国城镇化率差不多达到50%，再之后就进入到一个相对不是那么快的、更加注重质量的发展阶段，而且2015年年底，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具有重要意义。

总的来说，应该有几个标志。首先是老百姓的居住水平有了根本性改善。1978年，中国的人居环境条件普遍比较差，一家三代挤在一个很小的房子里，或者几代人同堂，这样的情况比比皆是。现在，不仅人均居住面积达到了世界平均水平，甚至要略高，而且商品房的拥有率也是非常高的，这是一个根本性变化。

第二，城市的基础设施水平有了根本性改变。无论是交通还是市政，一些过去我们不太注意的方面，也都有了根本性的改观。同时，公共服务水平有了质的改变。过去关于教育、医疗、文化、体育等方面的设施，无论是人均水平还是绝对建设数量，都严重不足，还有公园的建设水平、绿地的建设水平、公共空间的建设水平等。

城市进化论：进入城镇化下半场，要实现“人的城镇化”，您认为有哪些地方需要努力和加强？

王凯：其实从“土地的城镇化”到“人的城镇化”，一个最大的转变就是从人的需求出发，来确定城市的发展内容和主要目标。现在城镇化还有很多短板和不足，比如环境问题，大气的、水的，都是目前城市人居环境建设当中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这不仅涉及到理念问题，还涉及到很多技术性的问题。

还有社会服务，现在有了基本的公共服务，但距一个高水平的现代化国家所需要的教育、医疗、文化、养老等方方面面的服务还有很大欠缺。比如在公共交通方面，可能每个大城市的地铁通车里程都有300公里、500公里，但它的线网密度够不够？就是你从家出来去地铁站要花多长时间，在“最后一公里”的建设方面还需进一步加强。

还有一些细节。比如便利店的数量够不够，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就是虽然能买东西，但要走很长时间。所以现在规划界也提出“15分钟生活圈”的概念，就是出门走15分钟，买一些小的东西，或者孩子上幼儿园、老人看病，能不能在这个步行距离里面实现。还有绿地，这几年人均绿地指标也不低了，但是你出门走300米能不能看到绿地？这个要求可能很多还做不到。不是说要大绿地，而是要更多的小绿地，在你家的周边，这样便于老人和儿童的活动。

这些都是我们的短板，一切还是要用小细节来服务人。包括刚刚讲的交通，现在我们的道路是不少，但到处都是大路，路一堵整个交通就瘫痪，需要更多的次干路和支路，如果微循环比较发达、比较丰富，交通就不至于这么拥堵。

“大家有了规划意识”

城市进化论：城市的变化可能是每个人都能感知的，对于城市规划本身来说，您认为这40年发生了哪些改变？

王凯：最大的变化是规划成了从中央到地方、从政府到公众普遍高度认可的一件事情，这是很不一样的。1978年以前，基本上没有太多的规划意识，现在老百姓已经有这方面意识了，交通拥堵了，会想到规划没有做好，住房服务水平不够了，也会想规划的问题，都有这方面意识了，虽然这种表达不一定准确，但起码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全社会对规划工作的高度肯定。

第二个是规划的法治建设有了根本性改变。1978年以前规划是无法可依的，从1990年4月开始施行《城市规划法》到2008年1月实施《城乡规划法》，我们建立起了一套法治体系，现在所有的规划编制，无论是大城市的总体规划编制，还是街头项目，一些小区或者公共服务设施的建设，都要依照《城乡规划法》的要求编制规划。

从技术层面来说，过去规划上的“国家标准”几乎是空白的，现在我们建立起了一套完整的技术法规体系，比如人均住宅要多少平方米、人均绿地要多少等，这个也有很大不同。

城市进化论：具体到规划理念上，变化也很明显。

王凯：是的，从规划理念的角度来讲，变化也还是比较大。比如改革开放前二三十年，规划理念主要是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像开发区的理论就是以效率优先，这都是规划里面经常提的一些事情。

最近10年或者15年，逐步把可持续发展理念作为规划的一个核心理念，特别是十八大以来对生态文明越来越重视了。因为从文明的角度来讲，我们过去很多年都是以工业文明的思想在做经济建设和发展，就是效率第一、效益第一、标准化。但从生态文明这个角度，则更多地注重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特别是在人口规模的测算上，过去我们希望人越多越好、城市越大越好，现在就转变为以资源环境的承载力来反推人口规模。所以宜居城市的建设，是我们近年来在观念上一个比较大的转折。

绿色、创新、文化和宜居

城市进化论：我们注意到，您曾在改革开放30年总结过规划思想变化的几个关键词（土地价值、城乡统筹等），现在十年过去，您有哪些需要补充的内容？

王凯：有几个主题词可以补充，绿色、创新、文化，当然更重要的是宜居，就是宜居城市的建设能够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这几个方面的主题词可能是最近十年变化比较大的方面。

绿色是发展理念的重大转折。过去我们只要求GDP总量，现在更讲究GDP的质量，在总量提高的同时能耗要降低，排污要减少，排放量要减少，这就是一个重大的变化。这个也包括城市用地规模不要那么大，更加集约，这都是绿色发展方面。

创新主要讲的是经济方面的动力。过去搞简单的粗加工，更多是初级工业产品的制造，虽然我们是世界第一大制造国，但是创新不够，现在更多的讲技术创新，要有一些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创新型企业，这样才能占领世界经济的顶端。

文化有两方面考虑。一个是说中国发展到一定时期就要靠文化的影响，单靠经济影响力是不够的。这个文化影响力不仅是说历史文化要得到充分彰显，同时文化产业要得到发展，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满足以后，未来会有大量的文化消费。

最后讲宜居，品质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跟欧洲城市的差距，其实已经不差在我们有几条主要道路、有多少地铁数量等大方面，而是差在一些细节上，这些细节反映在宜居城市建设的方方面面，这个其实也是吴良镛先生反复强调的建筑学、规划学和风景园林学三位一体，本质上就是要以人文本。

城市进化论：所以这次吴良镛先生作为“人居环境科学的创建者”获得“改革先锋”称号，意义重大。

王凯：应该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件，是对吴老改革开放40年锐意创新、改革规划理论的肯定，特别是吴老创造性地提出人居环境科学这个理论，有很重要的价值，对整个学界、整个国家人居环境的发展都具有开创性贡献。

因为早期，我们很多规划建设用的都是前苏联的规划理论，40年来，中国规划界按照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渐进过程，形成了自己的理论，吴老的人居环境科学是其中一个重要代表。特别是从学科建设的角度，把建筑学、规划学、风景园林学融合在一起，因为过去这三个学科是相对独立的，现在统一到人居环境科学领域里面，是很有创新性的。

靠“专业化职能”提高竞争力

城市进化论：随着越来越多中国城市开始参与全球分工合作，不少城市都提出了迈向“全球城市”的发展目标并写入城市总体规划。在您看来，规划如何为城市赋能？

王凯：这个目标其实是比较高的，如果按照学术研究的角度来讲，真正能够称得上“全球城市”的没有几个，比如纽约、伦敦、东京、巴黎。全球城市就意味着在全球的经济发展中具有重要地位，例如世界500强企业总部有多少，全球性的文化机构有多少，服务水平怎么样，反映出对全球经济的掌控能力，所以真正的“全球城市”是有限的。

中国城市要实现一个高水平的现代化发展，现在也提出了这方面的要求，按照“世界眼光、国际标准、中国特色、高点定位”的要求，朝着世界城市的方向去努力。

这里有几个要求：首先是经济竞争力，那就是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比如上海北京就更有这方面的条件，因为他们具备面向全球的经济体系。但这并不是说二三线城市没有这方面的潜力，像杭州、成都、武汉这样的城市，可以通过突出专业化来实现。

从全球来看，洛杉矶、墨尔本、法兰克福、慕尼黑、曼彻斯特等城市都有一些单向性的国际职能，都很强，比如洛杉机的电影，法兰克福的航空枢纽。所以，很多城市通过发展自己的特色功能和独具全球影响力的产业，也可以跻身国际，成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城市。

城市进化论：对于更多的内陆城市来说，未来可以从哪些方面进一步提高城市竞争力？

王凯：进入后工业社会，新经济发展起来了，航空运输、信息化发展起来了，不完全通过海运来传递信息和货物，更多的靠通过网络的方式，所以，内地和沿海城市差不多处在同一条起跑线上。所以内陆地区的发展，在新经济的背景下有了一些新的机会，特别是“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向西开放，中西部地区有了更多的机会，这是新的变化。内地和沿海的差距，特别是内地中心城市，这种差距在缩小，是一个好的趋势。

规划上，国家层面也在提一些区域发展战略，对于中西部城市的规划来讲，就是不要简单重复东部过去走过的老路，要差异化发展，凸显自己的特色优势。比如贵州、云南，搞大工业没有条件，资本不够，土地资源也比较紧缺，在工业化后期发展旅游、文化、健康产业，这个恰恰是东部地区不具备的，那就很可能后队变前队，又有新的发展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