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清华大学长江特聘教授、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艾滋病疫苗研发不应以营利为目的 不能单纯靠市场推动

近一段时间来，关于艾滋病的各种话题屡屡在大众传媒上频繁“刷屏”——新生婴儿如何免疫艾滋病、如何看待青年人群中的艾滋病发展态势、如何推动相关疫苗和药物的研发、企业研究这种惠及广大病患的药物是否应该赚到大把的利润……相关的问题都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

12月6日，由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与清华大学医学院联合举办的“健康中国-产业领袖高级培训”项目在京正式开班。这一清华大学校内跨院系合作的模板项目，获得了两学院及清华大学层面的充分支持，在合作模式、项目规划、课程框架、师资配置及运营创新方面均有不少创新亮点。

该项目共有十大模块，由两学院数十位资深教授轮流授课，覆盖大健康领域中的医疗、科技、政策以及金融等领域，以期培养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干能力的复合型领导人才。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处处长邓丽曼表示，“这次健康产业领袖项目既是学科交叉的创新探索，也是培养经营管理和专业技术人才的创新尝试”。

开班期间，《每日经济新闻》（下称NBD）记者对参与此次授课的清华大学长江特聘教授、清华大学艾滋病综合研究中心主任张林琦进行了专访。张林琦教授以其专业的背景知识，对有关艾滋病防控、研究领域的多个问题给予了全面的回答。

发展健康事业需要管理和资本多个要素推动

NBD：清华校内两个学院联合创办“健康中国产业领袖”项目，其设计的初衷和背景是什么？可能会发挥哪些桥梁和纽带作用？您认为双方最大的优势有哪些？

张林琦 受访者供图

张林琦：“健康中国产业领袖”项目设置的初衷，与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需求，全力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创新，促进“2030年健康中国”的目标密切相关。

健康产业发展需要一个链条式的有机协作过程，从原创研发成果，到临床前和临床研究，以及上市后安全有效地服务于老百姓，是一个及其复杂的系统工程。由于我国当前发展阶段的限制，在这个链条式协作中，还面临许多壁垒和障碍。

因此，我们当时设计这个课程的初衷，就是结合国家战略需求和生命科技和健康产业领域的发展特点，开展综合式和全方位的介绍。全力推动健康产业的改革创新步伐，培养新时代要求的新领军人物。

健康事业和生命科技发展不仅仅是医学本身的技术问题，需要管理、法律、资本等多个要素的共同配合和努力。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资本和科研的对接，管理和科研的对接，法律与科研的对接，以及国内与国外的对接等等。医学院与五道口金融学院通力合作，开创“健康中国产业领袖”项目，就是需要跨界的合作来面对跨界的需求和挑战。

NBD：您构架课程设置的思路是什么？您认为学员通过学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张林琦：我们的主要目标是健康产业领袖人才培养，需要跨界人才、通识性人才和国际化人才。在这样的前提下，有志于这一产业的人，必须对整个领域的发展特定和规律有一个全面了解，这样才能在战略上把握全局，在战术上善于突破。

在课程设置中，我们不仅包括对前沿科学现状和发展趋势的介绍，对临床研究过程和相应监管政策的介绍，对科技与资本如何对接的介绍，还对具体的案例展开系统分析，从中吸取经验教训，为下一步的创新发展提供参考和借鉴。

此外，我们还希望学员进一步的提高和升华。在产业发扬光大自身优势的同时，积极回馈社会，实现自我超越。

艾滋病是最难对付的对手

NBD：要使得HIV携带者的后代免受艾滋病感染，是否存在更有效，更安全、没有伦理争议的方法？

张林琦：首先需要明确，我们又很多行之有效的方法防止新生婴儿艾滋病感染，其中包括抗艾滋病药物治疗、产间和产后阻断和喂养方式等，都可以降低艾滋病毒传播给婴儿的几率降低到接近于零。所以我觉得目前不需要考虑其他高风险诸如“基因编辑”等方法。

NBD：去年年中，有报道称“艾滋病疫苗”的研制已取得重大突破，不过这则新闻后来并未被证实。从当前的研究进展来看，研制“艾滋病疫苗”的难点何在？科学家在探索人体防御艾滋病的免疫机制方面已经取得了哪些突破？

张林琦：研究艾滋疫苗非常难，虽然大家对它的期待非常高，但研发难度也超过普通的疫苗。主要难点就在于这个病毒本身变异非常快，人体有一定的免疫反应之后，它往往就变异了。怎么能找它的一些薄弱环节，使得人体能够持续性地对它产生保护性的免疫反应，这是我们在做艾滋研究里的重点，也是研究难点。

现在我们对病毒的保护性免疫反应原理和如何产生还不是非常了解，所以没法去扩大和增强人体对病毒的免疫反应。总而言之，这个病毒是现在人类知识范围最难对付的一个对手之一。

NBD：对于有感染风险的群体，他们迫切需要的是疫苗；而对于已经感染上艾滋病的人群来说，他们则急需治愈艾滋病的方法。为何直到目前，艾滋病仍旧是一种无法治愈的疾病？我们今天的医学技术离完全治愈艾滋病还有多远？

张林琦：我在美国从事研究工作的时候，是何大一博士（艾滋病研究专家）研究团队的一员，何博士研究的治疗艾滋病的“鸡尾酒疗法”，可以非常有效地抑制艾滋病毒的复制，把这种判了死刑的疾病转变成一个可控制的慢性病。随着这个治疗策略的不断优化，抑制病毒的能力可以高达99.99%，效果非常好，大幅度提高感染者的生活质量，可以像正常人生活。

但是，由于这个病毒特别“聪明”，它感染细胞之后，还可以进入我们的细胞核中，整合到我们的基因组上，这样一来，就变成我们基因组的一部分了。我们现在的药物，没法根除这些整合到基因组里的病毒。只要一停药，体内病毒的数量就又上去了。这就是为什么没有办法根治艾滋病的重要科学障碍。

所以我们的一个研究方向就是如何准确地找到被感染细胞，然后把它杀掉。这就是我们当前最重要的研究方向之一。

艾滋病正由高危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

NBD：从您的观察来看，与欧美和非洲相比，中国的艾滋病传播方式和流行趋势呈现出哪些特点？对此应该采取哪些针对性措施？

张林琦：在欧美，艾滋病的发现最早和同性恋人群有一定关系，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疾病开始从同性恋人群向一般人群扩散。而在非洲，艾滋病主要是通过异性传播，因为当地男性有许多的异性伴侣。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中国的情况有点不一样，中国早期发现的艾滋病都是在西南部边境省份，主要是通过境外吸毒的源头进来的。在毒品贩卖和吸食过程中有很多人共用针头，如果出现交叉污染，就会导致艾滋病病毒的传播。这是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的事。后来到90年代中期，中部地区有很多人进行非法的采供血行为。在整个过程中，由于卫生条件保障不到位等原因，又有一部分人因为非法采供血导致了艾滋病感染和传播。

而现在，中国艾滋病流行正从一些高危人群开始向一般人群扩散。值得注意的是，一些青年学生和老年人，通过特殊的性行为方式出现了艾滋病感染，比例增长还比较快。所以说，虽然我们有药了，而且很有效，但这个病本身仍然是不治之症，预防、预防、再预防是防治艾滋病最好的手段。

NBD：最近有报道显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在宣传“U=U”的理念，当艾滋病病毒持续检测不出来的时候，这个人就不具有传染性。从您的研究来看，这样的理念是否有足够的科学根据？提出这一理念可以对我们做好艾滋病防控起到怎样的作用？

张林琦：这个理念确实确实有一定的道理，原因在于只有患者知道自己的感染正处于什么阶段，才能获得更好的治疗和保护。检测是第一道防线，必须发现和确认感染，才能实施救治，才能利用抗艾滋病药物把病毒的复制水平大大降低。

如果感染者通过药物治疗，使病毒复制水平降低，这个人的传染性也就相应降低。感染者不仅传给自己性伴侣的机会降低低，即使怀孕了，传给小孩的几率也会降低。所以知道自己的感染状态，尽快开展行之有效的抗艾滋病药物治疗，对于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和降低艾滋病传播几率都非常重要。我完全支持早发现、早治疗的这个策略。

NBD：近年来除了艾滋病外，您对于中东呼吸综合征之类急性传染病的防治也有深入研究。在当前全球交流和人员流动不断深入的大背景下，我们应如何努力，加强对这类流行快、危害大的传染病预防工作，“御病于国门之外”？

张林琦：对于全球传播的传染病来说，需要科学研究者、政策制定者、疾病预防者一起主动出击。不能说传染病来了才被动应对。

什么叫主动出击？就是对那些我们都知道的具有高致命性的传染病，把药物和疫苗这些预防措施做好。一旦疫情出来之后，就可以马上使用。

当然这里有一个关于研发和推广模式的关键问题，针对新发突发传染病的药物和疫苗，是以公共健康为目的，也许无法依靠市场来支持研发和市场推广。言外之意，研究这些药物和疫苗的企业怎么生存？政府是否应该投入更多的资金承担研发和市场推广？如果这种模式问题不解决，即使我们有成熟的技术和产品，也无法开展后续的临床研究和市场推广，无法实现面对新发突发传染病，主动出击，及时有效地保障公众的安全。

所以我在各个场合都呼吁，如果我们单纯用市场的力量去推动新发、突发传染病的一些疫苗、药物研发，是非常困难的。因为它不是以赚钱为主要目的，而是以公共健康公共安全为主要目的。

所以政府必须要引领、要主导，然后企业才能跟进。使得我们对于新发、突发传染病能有一个主动出击，而不是被动挨打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