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专访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东：我国部分优势产业技术创新进入“无人区” 需强化制度创新保障作用

C919大型客机首飞成功，首艘国产航母下水海试，墨子、悟空、慧眼等系列空间科学卫星遨游太空，时速350公里的复兴号高铁投入运行，寒武纪芯片、智能分拣系统实现重大发展……

40年前，这样的科研成就，我们可能很难想象；40年后，在很多领域，我们已经由跟随者的角色慢慢迎头赶上，甚至成为引领者。

回顾40年，我国的科技体制变革经历了哪些历程？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领域发生了哪些重大变化？制度创新在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作用如何？下一步科技创新的发展方向在哪里？

针对上述话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了中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刘东，他表示，下一步我们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做好制度建设，把创新主体的活力更好地激发出来，才能发挥出我们的后发优势，在一些领域成为“领头羊”。

刘东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科技体制变革经历三个阶段

NBD：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科技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您认为主要原因是什么？

刘东：我认为最核心的是解放思想，确立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一方面，通过科技体制的改革调动科研人员积极性；另一方面，把我们的发展融入世界发展的大趋势中，充分吸收世界科技发展的成果和经验。

NBD：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的科技体制变革经历了怎样的历程？

刘东：1978~1998年是第一个阶段。从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科技界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85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工作方针。随后开始建立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实施了星火计划、火炬计划、863计划、973计划等一系列发展计划。1995年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表明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第二阶段是1999~2011年，这一阶段整个都是围绕着怎么推动技术创新，加强技术创新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聚焦在应用层面的发展。深化科研院所改革，其中技术开发性的院所进行了企业化转制，公益性院所也做了转制；2006年的全国科学技术大会提出自主创新战略，以技术创新体系建设为突破口建设国家创新体系，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主体。

2012至今是第三阶段，这一阶段进入更宏观的建设创新型国家，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实行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科技发展要坚持三个面向：一是科技创新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二是要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三是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

2016年的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习近平总书记发出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2017年，党的十九大强调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是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的战略支撑，进一步明确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三步走战略——即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到2035年，科技实力要有大幅跃升，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到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为我国科技创新加快实现赶超跨越提出了新的目标要求。

科技创新主体更趋多元化

NBD：党的十八大以来，科技创新方面发生了哪些新变化？

刘东：十八大以来，国家科技创新资源配置和管理改革取得一些重大突破，包括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管理改革、构建新的国家科技计划体系；建立新的科技管理体制、专业机构管理项目机制、统一的监督评估机制、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等。在创新投入持续增加的同时，创新政策体系也逐步完善。

十八大以来有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就是创新主体的演变。以前，主要是大学和科研院所推动企业成为创新的主体。而从十八大以来，在传统的创新主体之外有了一些新型研发组织，像光启研究院、华大基因研究院、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各省份也搞了一些产业技术创新研究院。

这些是从传统的体制里衍生出来的，但他们是在用一种新的机制，用更市场化的方式在做，进来一些新的主体，整个市场就更加活跃了。

另外，国家层面也在加大推动的力度，提出要加强国家实验室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建设，希望突破产业发展中的关键技术，比如针对高铁、新能源的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等。相比以前依托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建设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实验室和国家技术创新中心更多是着力于前沿科技，类似于美国的国家实验室。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加强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强化战略科技力量。这意味着将致力于国家产业竞争力的突破。尤其是“中兴事件”之后，在产业的整体发展方面有一些关键的技术问题需要解决。

另外，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现在有很多民营企业投入资金，大力发展基础研究、颠覆性技术等，这跟以前是不一样的。

以前企业可能更多注重下游的技术研发，基础研究更多是大学、科研院所的事，这就说明现在企业已经在发力搞前沿科技了，这是一个标志性事件。

比如由施一公等一批科学家发起设立的西湖大学，它是我国第一所由社会力量举办、国家重点支持的新型研究型大学，该大学预计借鉴美国加州理工大学的规模和斯坦福大学的办学理念，定位于“高起点、小而精、研究型”高等学校，主要开展基础性、前沿科学技术研究，着重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西湖大学完全按照研究型大学的机制在建，它通过8次全球人才招聘，选聘68名PI（principal investigator，首席研究员），引进仇旻、许田、Alexey Kavokin等讲席教授全职加入，采用PI模式办学，整个学校的体制、研究体系、平台的服务体系，都围绕PI来建设。这些都表明我国的创新体系中的创新主体在发生变化。

需加强制度创新、源头创新

NBD：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制度创新要协同发挥作用，两个轮子一起转。”您怎样看待制度创新在建设创新型国家和世界科技强国中的作用？对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您有何建议？

刘东：过去的成绩虽然很大，未来的任务也很艰巨。下一步我们应当继续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加强制度创新。

近几年，新一轮的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发展十分迅速，这是一个大背景。经过40年的发展，我国部分优势产业技术创新开始进入“无人区”，即以前我们是跟着人家走，但目前在一些领域已经走在前沿了，我们的产业创新能力有了很大的提升。

但是再往前走，尤其在原始创新、前沿创新、颠覆性创新、构建创新生态系统方面，很多东西都是新的，无从借鉴，包括移动互联网、支付方式等等，这时候制度创新的重要性就越来越明显。以前是科技在前面跑，制度不断去完善，以后制度的保障作用会越来越明显。

下一步我们仍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在人才、资金、投入方式、成果应用、利益分享等方面，顺应经济发展趋势，继续深化改革，不断营造创新生态环境、落实创新政策。

NBD：目前我国在源头上可用于转化的高质量创新成果比较缺乏，科技成果与企业及市场需求之间存在较大差距，不适应也不足以支撑产业发展需要，您认为应当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刘东：要不断激发传统创新主体的活力，同时也要鼓励和扶持各类新的、多元化的创新主体，来推动源头创新。

首先，要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投资科研教育，涌现更多像西湖大学这样的机构，要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包括创新主体、运行机制、制度、主体之间的互动问题等。

其次，在国家层面上，要大力推进国家实验室、国家技术创新中心的建设，加强体制机制创新。在传统的体制机制内衍生出来的主体，可能会受到传统主体的束缚，需要进一步深化传统大学、科研院所、企业的改革。

再次，着力营造有利于创新的社会氛围，包括科研道德体系，合理、多样化的评价体系，多元化的科研教育投入体系等。一些科技的发展已经超越了传统制度的约束，如果制度跟不上就会出现问题。发达国家科研走在前面，公民的科学意识和素养也更强。我们作为后发国家，公民的科学素养还有待提升。因此，新的技术背景下，加强在科学与伦理关系方面的深入研究很有必要。

另外，未来肯定要在源头创新上有突破。任正非、马云等走在前列的企业家已经意识到对源头创新的强烈需求，所以加大了在源头创新方面的投入。有了这些民营创新主体的加入，与传统的创新主体平等、公平、共同发展，这样国家的创新体系才能更有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