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市场掀起“巨浪”的这位陕西大佬，被中央点名了！

在中国资本市场发展过程中，陕西的参与度与发言权还是比较少的。这一点，从上市公司的数量，以及一些国企在上市之后的“沉寂”皆有着明显的体现。

但少有人知的是，一位地地道道的老陕，深度参与和见证了中国资本市场制度从无到有的过程——筹备深交所，牵头制定《深圳证券交易所章程》，后作为深交所首任主要负责人，率先推动诸多改革，直接促进全国资本市场的发展……

禹国刚，“中国股市双雄”之一，另一位是他的搭档王健。

由陕入粤，出走半生。这位老陕以其极具传奇性的个人履历，为中国资本市场制度的建设与发展，划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作为金融改革的奠基人，禹国刚已然是一个符号。

适逢改革开放40周年，中央决定表彰一批为改革开放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最终产生了100位拟表彰对象，陕西有5人入选，禹国刚位列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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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旧金山”的召唤

“我们中国有一句俗话，学习是不会白学的。”

作为我国首批外派日本学习金融证券的学生，禹国刚不曾想过，1983年面对《朝日新闻》的采访回复，七年后成就了中国金融改革史上一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敲钟开市。46岁的禹国作为筹备人之一，担任副总经理一职。这位老陕，正式步入公众的视野。

禹国刚生在陕南，长在关中。兄妹八人的贫寒家境里，他的书却念得极好。

1964年，他以考区第一名的成绩考入西安外国语学院。经历了从俄语转到日语专业的波折，也度过了特殊时期不能按时分配的窘境。

在校6年才正式毕业参加工作，但和他的专业完全不沾边。

“每天都暗自祈祷下去后能平安上来。”筹办《铜川矿工报》之前，他在铜川矿务局下属的煤矿里，当了一年的煤矿工人。

此外，禹亦曾辗转于兵器工业部、第三机械工业部、汉江制药厂等单位。据其后来回忆，这些经历促成了他能说会写的副业特长。

就这样，已过而立之年的禹国刚，一边从事思想政治工作，一边拿着每月58.5元的高工资。日子虽平淡，却也算得上滋润。

直到一封信的到来，打破了这种平静。

1981年，一个广东亲戚写信劝禹去深圳。信里的一句话让他动了心，“它可能是未来‘中国的旧金山’”。

同年，禹国刚一家四口毅然奔赴深圳。七百多块钱的路费，是变卖了家里“三洋”收录机和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得来的。

在这里，禹国刚谋得了自己的第一份工作，在当时深圳最大的公司——爱华电子公司里，任党委秘书兼日语翻译。

快速开放的姿态此时正以深圳为基点，向全国释放着信号。禹国刚接触到了一个新的天地，开始在金融领域蓄力。

1982年，由中日友好团体出面，招考全国各行各业的优秀人才去日本深造，禹国刚顺利成为改革开放后，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批留日学习金融证券的学生。

尽管最初，他只想把这段经历当作一次提高外语和学习一门金融专业的机会。

筹建深交所

1984年是一个躁动而热烈的年份。

禹国刚学成归国就和“公司元年”撞了个满怀。几经周转，他被调至中国银行深圳分行的国际信托公司，而全国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造试点工作亦在同年开始。

这一年，人们嗅到了政策风向的变化。第一次全民经商的热潮开始涌现，各种五花八门的公司争相注册，包括日后如日中天的万科、联想、海尔等等……

四年后，我国最早的证券交易在特区证券公司的柜台上展开。

随后，深圳市国投证券部和中行证券部相继开业。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也先后发行股票，并进入柜台交易。

“老五家”股票在“老三家”证券部交易，构成了深圳证券市场的雏形。

由于没有统一管理，股票差价间存在漏洞，巨大的财富效应也吸引着全国各地的股民涌向深圳。供求矛盾下，专业排队者，黑市交易，时间滞后等等问题爆发……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李灏提出要创建深圳资本市场。随后，禹国刚临危受命，成为专家小组组长，担负起主持起草特区证券市场相应法规和规章制度的工作。

两年时间里，光是国外的公司法、证券法、投资保护法、会计制度、会计准则等英文资料就翻译了两百多万字。最终，一套33多万字的《深圳证券交易所筹建资料汇编》形成。

禹本人曾笑称，这本“蓝皮书”为深交所乃至上交所的筹建都提供了指导纲领。

尽管一波三折，先于“准生证”呱呱坠地的深交所，还是在1991年4月16日如愿拿到了审批。作为主要筹备人之一，禹成为深交所的首任副总经理。

此后7年，在其推动下，深交所第一个同步实现“四个现代化”——交易电脑化、交收无纸化、通信卫星化、运作无大堂化，一跃成为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知名的证券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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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陕的“拓荒牛精神”

在距深交所新址几公里外的莲花山公园最高处，矗立着一块深圳、乃至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

那句“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题词，见证了改革先行者的自信与维艰。

虽已退休多年，提到深交所，禹国刚仍充满自豪：“今天的深交所集主板、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于一身，成为了一家层级全面的交易所，这在全球也是领先的。”

对于中国证券交易所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他很是笃定。改革开放之后，如果没有内地的两个证券市场，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不会如此顺畅。

 

​事实上，深交所的创立、深圳特区的金融改革，都源于特区早期建设者们敢闯敢试、积极开拓的魄力。

时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老陕禹国刚、以及与其并称中国证券市场“股市双雄”的王健，称得上时代的弄潮儿。

从深交所的筹建发展，到8.10事件平息，再到1991年2亿元救市……这批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者与奠基人，经历了如今难以想象的考验。而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亦在前行。

没有一场改革，不是在反复试验中成长。

而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也是在狂涨、爆跌的交迭中积累壮大。敢闯敢干的精神，是推动整个改革不断向前，推动这个国家和社会不断进步的源动力。

今日的老陕，更不应缺失这种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