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教育、医疗领域外资股比限制将满足差异化选择

▲CFP图

11月5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进博会开幕式上提出，外国投资者关注、国内市场缺口较大的教育、医疗等领域将放宽外资股比限制。

作为与大众息息相关的教育、医疗领域，放宽外资股比限制的消息引人关注。实际上，关于放开教育、医疗市场的呼声由来已久，放宽外资股比限制会给国内的教育、医疗市场带来什么影响？作为两个比较特殊的领域，在放宽外资股比限制的同时应当注意哪些问题？

围绕这些问题，《每日经济新闻》（以下简称“NBD”）记者专访了中日友好医院副院长彭明强、上海交通大学医疗服务指数研究所所长曹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专家表示，扩大教育、医疗市场对外资的开放，可以带来国外先进的管理理念、运行模式等，有利于相关产业的发展，同时也能更好地满足人们在这些领域的差异化选择。

外资办医可带来先进管理理念

NBD：您认为中国的医疗领域存在哪些问题，这次放宽外资股比限制对解决这些问题有何帮助？

彭明强：其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发展还是比较快的，在改善医疗服务方面比以前有很大提高，包括整个服务能力、解决老百姓最主要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等。

但还有一些问题亟待解决。具体而言，一是医疗资源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我觉得这可能是最大的问题。其次，就是现在反映比较多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如果病人都找专家看病，都去大医院看病，那相对地就会觉得看病难；至于“看病贵”，通过医改，随着医保的覆盖和医保水平的提高，这个问题会逐步解决。

再有就是分级诊疗制度问题。很多基层医院往往病人很少，病人不管大病小病都愿意去大的医疗机构就诊，这样就造成基层的服务量不足，而大医院又过于拥挤，实际上也造成大医院的定位不清。

总的来说，一方面是医疗资源分配不均衡，另外就是优质资源相对还是少，此外从管理角度、服务角度看还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外资实际上是社会资本，这几年在中国利用社会资本成立的民营医疗机构发展很迅速，但是服务量却不够，外资办医发展更是缓慢。

外资或者合资的医疗机构引进以后，可能会对激发大的医疗机构，特别是公立医疗机构，提高管理水平、改善医疗服务、利用先进技术等方面起到推动作用，当然，这需要一个过程。

曹健：相对有限的医疗资源难以完全满足民众的医疗服务需求，客观上造成了一些“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另外，鼓励社会办医这么多年，但这一部分的医疗服务量很有限。

放宽外资股比限制可能不会明显增加医疗资源的供给。我们的医生资源是固定的，外资办医并没有增加医生的资源，也不会有很多外籍医生到国内来，只不过是实现了资源的一个分配。所以整个医疗资源，从医生供给方面不会增加。但也要看到的是，随着外资医疗机构的增加，可能会带来国外一些先进的技术、管理模式等。

NBD：放宽外资股比限制，将会对我国医疗服务体系包括医疗领域产业带来哪些有益的影响？尤其是医疗技术、药物开发、医生培训等方面？

彭明强：我觉得这个影响是渐进的。放宽外资股比限制后，我们可能慢慢会在政策许可范围内在外资医院使用更多的进口药品或器械、享受先进的医疗技术。这可能是它的一个优势。

在医生培训方面，目前中国已经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一套培养体系，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提高，外资医疗机构在人才培养方面可能会带来有益影响，这也是需要我们借鉴学习的。

曹健：我认为对整个医疗服务体系的影响可能需要一个过程。首先外资医院不太可能直接从国外带来大量的医生，因此也会面临医生资源配备的问题。其次，在药物的使用方面，还是需要经过监管部门的批准，新药才能进来，医疗技术得以使用也需要一定的流程、手续。此外，外资医疗机构带来的很多东西还有一个适配过程。总体来说，短期内对整个医疗产业链的影响可能比较有限。

NBD：您认为放宽外资股比限制会对国内的公立医疗机构有何影响？外资医疗机构与公立医疗机构应当如何分工协作？

彭明强：我觉得短时间内可能很难对公立医院有多大影响，因为毕竟引入的数量、服务的数量还都有限，而在中国还是公立医疗机构占据了主要的服务量，所以具体的影响可能还需要时间。

我国的公立医院已经很成熟了，往往又有专科又有综合，既有中医也有西医，而外资医疗机构目前数量有限，短期内规模也有限，因此它的定位可能是两方面：一是有特色的，二是高端、先进的。即它可能是综合医院，也可能在某一专科领域有突出特色。这样在国内才有一定的竞争力和市场。而高端医院满足的正是部分患者对差异化的需求。

曹健：外资办医属于社会办医中的一种，公立医院和社会办医大家都要有自己的目标和定位，各自合规经营，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竞争和互动。微观层面，外资医院应该根据自己的实力和资源优势特色来做一个合理的定位；宏观层面，更多的是要鼓励民营医院参与非基础医疗。

反映出我国推进教改的决心

NBD：您认为如果放宽外资股比限制，我国目前哪个阶段的教育更需要外资注入？为什么？

熊丙奇：按照我国的法律法规，外资是禁止进入义务教育阶段的，因此，放宽外资股比限制实际上只是针对它可以进入的领域。对于非义务教育阶段来讲，按国家现在的《民办教育促进法》关于中外合作办学的一些条例规定，目前外资不能超过股本的50%，放宽要求当然是针对所有的非义务教育阶段，只要外资能够进入的都可以放宽。

从市场角度来看，目前我国的职业教育领域仍需要更多的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另外在高中教育方面，对于国际学校的需求也很旺盛。至于外资怎么进入，通常会根据它的市场需要来进行选择。

NBD：教育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领域，此次放宽外资股比限制，您觉得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熊丙奇：大家可能会担心如果外资的股份比例高了，会影响其办学导向问题。这里应当注意两个问题：

第一是依法治教。在中国开办的所有学校都应当按照中国的法律法规来办学，因此只要严格遵守并执行法律法规，就不存在游离于法律监管之外的问题了。中国的法律法规里有相应的章程，规定了师资标准、相应阶段的课程体系等问题：你要办高中，就按照高中的相关法规来办学；你要办职业教育，那就要按照职业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来办，只是资金来源不同而已。

第二就是建立现代学校制度。在民办学校也需要进行现代治理，学校要成立董事会或理事会，实行董事会或理事会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董事会或理事会下面可能还有教授委员会、学术委员会等，遵循一定的办学规律。

实际上，放宽外资股比限制需要注意的这两个问题，也是我们在推进教育改革过程中要面临的两个问题。现在放宽外资在教育领域的股比限制，实际上也等于是同步推进教育改革，也反映出我国要坚定推进教育制度改革的决心。

NBD：放宽外资股比限制对增强我国教育国际竞争力会起到怎样的作用？对我们国家目前存在的教育资源地区间不平衡现状，会不会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

熊丙奇：中国的教育未来一定要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促进教育的现代化肯定要促进教育的国际化，其中就包括扩大教育开放的力度，通过教育的开放来促进教育的改革，以改革来带动发展，能够吸引更多的资金来投入教育领域，促进教育资源更丰富，满足更多样化的需求。另外，也可以加强高等教育的国际竞争能力。

不过，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和教育的多元性是两个概念。放宽外资股比限制是满足受教育的差异化选择。比如在北京开办国际学校，目的不是为了教育的均衡发展，而是为了满足受教育的差异化需求。而促进教育的均衡发展，主要还是在于政府部门对于公共教育投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