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深圳也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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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老龄化速度正在加快。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为2.41亿人，比上一年增加了1000多万人，占总人口比重17.3%。

在网络上，以“老龄化”为关键词搜索，“一线城市”中——北、上、广，早已“沦陷”，但当这个词与深圳相联系的时候，还是引起了舆论的惊诧。

这座在80年代才被拓荒建造的城市，无疑是中国城市群中的小鲜肉。然而，近日，这个最年轻的一线城市，发布《深圳经济特区养老服务条例(送审稿)》（以下简称“条例”），并表示，预计未来五年深圳也将步入老龄化，深圳需要未雨绸缪。

根据国际标准，一般来说，在某地区，60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总人口数的10%，那么该地区步入人口老龄化。

在深圳，2017年，60周岁以上户籍老年人口总数近30万，占比户籍总人口约6.6%。同样的数据，北京是24.5%，上海是33.2％，广州是18.03%。

这么看来，深圳确实离老龄化社会似乎还有一段距离，如此深谋远虑是否为时过早？

小跑进入老龄化

深圳市民政局曾告诉媒体“根据预测，从成年型社会到老年型社会，全国平均时间为18年，但深圳大约只用10年左右的时间”。也就是说，深圳的老龄化速度比一般城市要快。

这是为什么？还得从深圳独特的建城历史说起。

城市由人的聚集形成。一般来说，从乡村聚落到城镇经历着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人口年龄结构自然分布。

而深圳，它是在80年代初，集中涌入了数十万计的中青年。这些第一代创建者，多数为下派的基建事业单位、政府机关、教育机构、国企行业的职工，被称为深圳的“拓荒牛”。近40年时间过去，最初的“拓荒牛”，现在已到了退休年纪。

历史继续推进，到了90年代，市场经济开放，全国爆发了南下“打工潮”，深圳人口快速增长。当年的打工仔、创业者，到今天，不少人已经成为企业老板和中产阶级。他们的经济基础较好，父母随之搬迁到深圳，也面临着养老的需求。

与当年整批、整批年轻人口流入对应，深圳的“银发潮”也将会是一拨、一拨地来临。正如深圳民政局所表示的，“拓荒牛”如今整齐划一地同时变老，而全国各地随子女迁入深圳的养老队伍日益壮大，深圳老龄化正在加剧。

截至2017年底，深圳全市户籍老年人为28.87万人，占户籍总人口的6.6%；如果按照常住人口统计，则大约有90万老年人，再加上内地来深投靠子女和“候鸟”型老年人，实际上有超过120万老年人。

基础设施较薄弱

既然有养老需求，那么，目前深圳的养老设施情况如何？先看一组数据：

人均拥有养老床位是衡量养老基础设施的重要数据之一。目前，全国注册登记的养老床位730万张，每千名老年人拥有养老床位31张。

已知广州有养老床位6.2万张，每千名户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40张。深圳则有养老床位8579张，每千名户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30张。

数据说明：广州数据来自2018年1月媒体公开报道。深圳每千名户籍老人拥有养老床位数量=目前深圳民政局网站公开的养老机构所拥有的床位总量/2017年深圳户籍老年人口数量

这么看来，深圳似乎还在国家的及格线边缘徘徊，与自己的兄弟城市广州相比，也尚有一定距离。

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这里统计的仅是户籍老人。

深圳人口结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户籍和非户籍人口严重倒挂。也就是说，非户籍人口的数量远大于户籍人口。2017年，深圳户籍人口占常住人口的比例约为35%，而这个数据在广州是62%。

图片说明：广东、深圳户籍人口数量与常住人口数量对比图

这意味着，如果按城市实际承载的常住老龄人口来计算，深圳人均拥有养老床位将更少。

一般来说，政府公共资源与服务按户籍人口配置。深圳的人口结构倒挂使得某些社会保障、社会福利能覆盖到的人群相对有限，可能出现某些公共资源短缺的情况。

今年7月，深圳市民政局副局长皮勇华曾公开表示，深圳公办养老机构床位资源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据媒体报道，截至7月16日，深圳已有354名老人申请并完成公办养老机构入住评估，而市、区福利中心首批实际轮候床位仅33张，需求比达到每10位老人轮候1张公办养老机构床位。

硬性规定将出台

在理解了深圳的那份紧迫感之后，我们再来看看这份《条例》的特别之处。

事实上，近年深圳已出台不少规划，征求管理办法的通知等等，比如《深圳市养老设施专项规划(2011- 2020)》，《深圳市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管理办法》，分别从养老设施、居家养老等具体层面进行突破。

而近日发布的《条例》，则更具里程碑意义。在此次立法的总体思路中特别指出，这是“为保证政府投入落到实处，通过条例进行刚性规定，建立硬约束机制。”

比如《条例》中提到，对养老机构违反管理要求、改变养老用地用途、未配建养老服务设施等13种不利于养老服务的行为明确其法律责任。

此前，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副司长黄胜伟就曾表示，我国养老服务政策体系还处于建立和完善的关键阶段，还存在顶层设计不完善、政策力度不太足、政策落实不到位等问题。

这个时候，具有法律效应的硬约束机制或许是一种破题思路。而深圳并不是这一思路的唯一践行者。

从全国来看，近几年是地方性养老服务法规建设的集中时期。例如2015年的《浙江省社会养老服务促进条例》，2016年的《江苏省养老服务条例》，2018年初的《上海市养老机构条例》。

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省市在立法时都以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比普遍超过20%。

深圳则是以壮年之姿前瞻性的“battle”老龄化社会问题，尽管目前《条例》还是送审稿，条例中拟定的思路尚待放到实践中检验，但在无可避免的、逐步深化的老龄化社会正快速到来的今天，无论思考还是探索都显得弥足珍贵。

借用网上一句评论“所有人都将老去，老龄化社会必将到来，在应对老龄化的过程中，任何认真的思考和积极的探索都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