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是抵抗民粹主义、极端主义的最佳疫苗”

2018年9月7日至9日，由太和智库发起主办、每日经济新闻战略合作的第二届“太和文明论坛”在北京举行。在昨天（9月8日）举办的“中外人文交流”分论坛上，太和智库高级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Irina Bokova首先发言。

人文交流是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有九分之一的文化遗产遍布在丝绸之路上，我觉得这可以极有力地证明文化、科学、宗教的交流以及世界遗产在丝绸之路中的传递。人文交流也可以让人们更好地了解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文化。”Bokova表示。

太和智库高级学者、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前总干事Irina Bokova（主办方供图）

欧盟文化中心组织年刊项目编辑William Billows则认为人文交流是欧洲在应对民粹主义等挑战时的良药。他曾经读过莫言的一本书，这是他最早接触中国文化。“文化、艺术、音乐方面的交流能够给我们带来对彼此社会更多的同理心。”他认为文化交流是抵抗民粹主义、民族极端主义等最佳的一剂疫苗。

Billows进一步检讨认为欧洲的文化政策也需要与时俱进。“我们需要对过去殖民时代对全世界所造成的影响进行自我批判，同时需要给其他文化以发声的机会。这对于欧洲的可信度以及声誉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并且也有利于全世界的稳定。”Billows表示。

Billows认为在国际关系当中，文化将会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就是中美之间的乒乓外交。毫无疑问，体育有能力改变世界。文化体育将是非常好的帮助我们实现外交政策以及更高发展目标的工具。”

论坛主持人、中国人民外交学会会长吴海龙赞同了Billows的发言，他补充举例说欧洲议会大概有700多名议员，但大部分议员都没有来过中国。“中国外交学会想弥补这个问题，所以今年我们大概请了5批欧洲议员来中国走一走、看一看，这样才能进一步增进中欧人文交流与中欧关系的发展。”吴海龙表示。

不过，当文化交流因差异产生冲突时应该如何化解呢？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陈良咨借鉴了历史上中华文明与伊斯兰文明的融合过程，总结为四点：第一，从文化交流的主体上看，应该相互包容；第二，从文化交流的方式上看，应该求同存异；第三，从文化交流的关键点上来看，应该运用智慧、调试矛盾；第四，从文化交流的成果上来看，应该相互互鉴、交融。

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郭长林则认为在人文交流上不能临时抱佛脚，不能等到需要它的时候才想到要交流，人文交流应该机制化、常态化。“我的感受是，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是国家关系的基础，这种交流应该长期维持，需要一点耐心。”在郭长林看来，“中外人文交流要机制化，不能关系好的时候就忘了，关系不好的时候才想到。”

具体到人文交流的政策制定，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李超民认为要更加着眼于年轻人。“调查显示，世界年轻人对中国是有好感的，年龄越小，好感度越高，时间改变了记忆，也改变了人们心中国家的形象。”李超民认为这跟中国经济的发展、国际地位的提高有很大的关系。“我们要在外交政策、交往政策的制订上更多的着眼于孩子、着眼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