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煜祺：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实体经济光有政策还不够

周煜祺 近期，金融政策如何发力支持经济稳定增长引发各方关注。 一是8月16日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以改革举措破除民间投资和民营经济发展障碍，激发经济活力和动力。这是继7月23日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调动民间投资积极性”之后，国务院再次对促进民间投资领域有关事项作出重要部署。 而在日前召开的国务院政策吹风会上，国家发改委国民经济综合司司长、新闻发言人丛亮就曾表示，要在铁路、民航、油气、电信等领域，推出一批有吸引力的项目，鼓励民间资本参与，使民间资本能够参与进来。 二是8月18日，银保监会下发《关于进一步做好信贷工作提升服务实体经济质效的通知》，要求银行不盲目抽贷、断贷，适当提高企业中长期贷款比例，加大对小微企业、“三农”、民营企业等领域的资金支持，同时规范银行贷款行为，要求不得协商约定或强制设定条款进行贷款返存等，此外还提出积极发展消费金融，支持发展消费信贷等九条主要内容。这已是银保监会近期第三次出手解决企业融资问题和打通货币传导机制。 国务院和金融监管部门接二连三就疏通货币信贷传导机制、提升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出台政策，是当下稳增长的必要之举。 国家统计局日前公布的7月份系列宏观经济数据显示，中国经济总体维持了平稳运行的走势，但是消费、投资增速的放缓，说明我国内需整体仍显疲态，稳增长的迫切性有所增强。 比如7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8.8%，增速比上月回落0.2个百分点。消费增速已连续4个月低于10%。1~7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不含农户）同比增长5.5%，增速比上半年回落0.5个百分点，投资增速创近年来的新低。 投资增速回落，主要受基建投资拖累。今年1~7月，我国基建投资同比增长5.7%，增速比1~6月份回落了1.6个百分点。 值得关注的是，今年以来，外商投资呈现明显放缓趋势。根据商务部的统计数据，2018年1~6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9591家，同比增长96.6%；实际使用外资金额683.2亿美元，同比增长4.1%（折4462.9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1%）。 6月当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565家，同比增长92.3%；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56.6亿美元，同比增长5.8%（折1007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0.3%）。7月当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5648家，同比增长113.1%；实际使用外资504.2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4.9%（折77.5亿美元，同比增长19.3%）。但相比6月，实际使用外资环比下降了50%。 毫无疑问，当前我国经济运行稳中有变，尤其是由于内部信用风险和外部贸易摩擦风险的压制，市场风险偏好持续走低，这无疑强化了国内经济下行预期。 正如央行在最新发布的《2018年第二季度中国货币政策执行报告》中所言，制约经济持续向好的结构性、深层次问题依然存在，加快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推动高质量发展任务艰巨繁重，同时也要注意防范短期内需求端“几碰头”可能对经济形成的扰动。 央行所说的“几碰头”一是中美贸易摩擦造成外需对国内经济带动作用减弱，还会冲击投资者情绪，加剧金融市场波动；二是地方投融资和金融机构行为规范带来短期基建增速下行；三是信用风险暴露，私人部门投资受影响。 鉴于当前经济的现实情况，监管部门“引导”银行进一步放宽融资门槛是势在必行、形势所需。而价格数据显示，当前我国通胀无忧，这也给经济政策调整提供了应有空间——中国7月CPI（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2.1%，虽然维持了小幅上升的势头，但总体仍处于相对温和的区间。而7月PPI（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上涨4.6%，涨幅较上月也有收窄。 虽然中美贸易摩擦、原油价格近期上涨等因素显示短期价格因素的变化，但这不足以断言我国通胀将重临。基于当前整体背景仍是经济承压、消费走弱，以及政策上结构性去杠杆的大方向并未转变，意味着总需求仍将趋于回落，这都将制约通胀上行的力度。 总的来看，为了应对经济下行压力，在稳健的货币政策基调下，我国可以在具体做法上更加灵活：一是继续“小瓢舀水”，灵活运用好各种窗口工具；二是视经济情况，准备好更大力度的货币工具和财政工具。 最新的金融运行数据已经得到佐证——7月新增人民币贷款达到1.45万亿元，超出市场预期。其中，7月新增基础设施行业贷款1724亿元，较6月多增469亿元。今年前7个月，银行业小微企业贷款增加1.6万亿元。广义货币（M2）增速也实现触底反弹，较上月提高0.5个百分点至8.5%。但社会融资规模增量则低于贷款增量，为1.04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1242亿元。 与此同时，根据中国货币网、wind等统计，7月，央行累计向市场释放（包括公开市场操作、国库现金、定向降准释放流动性）8000多亿元的流动性。在多次宽松操作下，7月的银行间市场流动性十分充裕，货币市场价格显著回落，已经回到了2017年初的低点，如隔夜回购加权利率由7月初的2.44%下行40个基点至7月末的2.04%，Shibor从月初的3.78%下行97个基点至月末的2.81%。 可以预计，由于稳增长和保就业的目标需要一定的货币增速，因此M2增速反弹趋势有望持续，但是狭义货币（M1）增速5.1%，和M2增速方向相反。这一方面反映了企业现金流紧张，货币政策转向对企业的传导仍存在一定时滞；另一方面，反映了房地产销售在国家新的一轮调控政策得到确认后，房企销售向下成为大概率事件。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2018年7月起，央行将“存款类金融机构资产支持证券”和“贷款核销”纳入社会融资规模统计，在“其他融资”项下反映。但在扩容的情况下，7月社融规模仍不足预期，这显示出在紧信用之际，银行体系对资金的把握尺度仍未放松，但未来这一尺度把握仍是难题，应警惕“一放就乱”的现象发生。至于居民和企业贷款均出现小幅放量，表明在国务院常务会议指导意见出台后，商业银行的执行力度和速度超出预期。 在目前市场流动性合理充裕的情况下，民间投资有进一步上升的趋势。2018年一季度，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8.9%，高于同期固定资产投资增速1.4个百分点，也高于2017年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全年增速6.0%；1~7月同比增长8.8%，相比1~6月增速提高0.4个百分点，呈现加速上升势头。 从民间投资的分行业来看，民间投资增速持续提升的是农林牧渔、交通运输、教育和文体娱乐，这些行业都有一定的内需驱动特征。但还是有企业抱怨融资难、融资贵问题。 从多个方面来看，导致中国经济当前问题的并不是去杠杆，而是因为政府主导的经济力量大幅上升，导致了资金大量流入国企和政府部门，而民企获得资金较少。 虽然今年以来央行通过两次定向降准等举措释放了充裕的流动性，但我国民企信用债融资难依旧。据wind数据统计，7月，发行人为民营企业的短融中票、企业债、公司债合计融资规模分别为358亿元、363亿元，虽较5月市场最为恐慌时的254亿元有所回升，但与3月947亿元、4月663亿元相比仍有较大差距。 40年改革开放，民营经济贡献了超过70%的就业机会。近十来年，虽然民营经济的规模还在增加，但从产业结构、市场准入、融资环境、对关键市场领域的控制来看，国有经济的实力和影响力在迅速增加。从某种意义上说，支持民间资本投资实体经济光有政策远远不够。 过去，民间投资大量集中在制造业领域，但近十来年，民间资本已不断从制造业领域流出。这一变化的背后，既有市场原因（如制造业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上升），也有政策原因（融资难、融资贵、垄断、知识产权保护、政府服务等）。政府必须切实从制度和服务上改变制造业发展环境，通过改善公共服务、改善税收环境、规范法治法规及完善投资者利益保护等方面去努力，让民营资本在中国市场发挥更大的力量。 此外，有专家还建议鼓励民间资本转变为财团法人，大力发展“财团经济”。如果能够得到大力支持，发展财团经济有可能调动数十万亿元的民间资本。鼓励民间投资，是摆脱中国经济困局的重要思路；而激发民间投资，最关键还要看政府改革和服务。 总而言之，金融政策部门要求加大资金投放，疏通货币信贷政策传导机制，是应对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必然之举。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资金投向必须聚焦城市治理整治、商业与街道繁荣、森林与绿化、生态与环保、养老与健康、医疗与医药、乡村振兴、教育与科技等领域，这将会发挥一系列的正外部性作用，比如着眼于长远效益、改善营商环境、做强市场配套、缓解社会发展问题。 这样一来，就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做市场投资，实现政府与市场在资源配置上都能发挥自己的比较优势，也能促进经济的健康发展。 此外，还应当加快推进多元化的融资结构改革。按照风险与收益的正相关关系，多元化的融资结构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可以降低小微企业的融资难问题，特别是为一些高风险的初创企业提供更多的融资渠道。欧美国家正式通过多元化的社会融资渠道，特别是以直接融资为主的模式激发市场活力，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发布的《全国深化“放管服”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电视电话会议重点任务分工方案》称，全国统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于2019年实施。也就是说，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下，无论是国企还是民企，无论是内资还是外资，无论规模大小，均“权利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享有同等市场准入条件。这项政策的出台必将释放各类企业投资的动力和活力。 （作者系资深财经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