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前,36岁的迟福林只身来到这里,不分昼夜地为建设海南挥洒汗水。这30年来,迟福林主要在海南经历了两个工作单位。1988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担任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体制改革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为海南的发展出谋划策。
每经记者 周程程 每经编辑 陈星
受访者提供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同时也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30周年。从当年建省办经济特区,到建设国际旅游岛,再到如今探索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和自由贸易港,在过去的30年中,海南担负着时代赋予它的历史使命。与此同时,一批批投身海南改革发展事业的时代弄潮儿,积极为海南经济社会的发展建言献策,挥洒下青春和汗水。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就是他们中的一员。30年前,36岁的迟福林只身来到这里,不分昼夜地为建设海南挥洒汗水。这30年来,迟福林主要在海南经历了两个工作单位。1988年至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担任海南省委政策研究室、省体制改革办公室主要负责人,为海南的发展出谋划策。1991年11月,迟福林参与创办了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以“立足海南,面向全国,走向世界”为办院宗旨,持续对改革开放事业进行不懈地追求与探索。
迟福林向《每日经济新闻》记者回忆了上世纪80年代末以来海南的发展历程,以及作为这一历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的所见所感和深刻体会。
迟福林说,人一辈子能赶上一两次机遇、能做成一两件事情、能做对时代有意义的事情,就真的很幸福。“可以说,我是30年圆一梦。我常听到有人对我说,‘你人没有走,观点也没有变’。我喜欢这个评价。我把自己一生中最好的年华留在了海南。”迟福林说。
NBD:到海南工作以前,您是在中央做研究工作,是什么样的原因及契机,让您30年前选择来海南?
迟福林:1987年10月份的时候,许士杰书记(海南首任省委书记)在北京找到我,希望我来海南参与筹备建省的相关工作,我很痛快地答应了。离开北京远赴海南工作,我完全是奔着干事业来的。海南岛是一张白纸,是能够在这张白纸上写出一些好文章的。所以我希望自己在北京做的一些改革研究,能在海南这片土地上画出一幅好画。于是,1987年12月,我转调海南。
NBD:当年刚到海南的时候,您的所见所感是什么样的?
迟福林:在到海南工作之前,我没有来过海南,那个时候在我头脑印象中的海南岛应该是热带风光、旖旎绮丽。但是我下了飞机,第一眼印象跟我的想象有很大差距。当时的飞机场就在市中心,一下飞机,呈现在眼前的尽是破烂不堪的街道、混乱的交通秩序。不仅机场很小,出机场以后的路也很窄,直接就把我送到了招待所。当时,招待所的条件也很差,第一个晚上被安排在一个13人同住的大房间。拎一桶水,随便擦擦身子。很多人打牌聊天,整个晚上我睡了不到一个小时。
当时,我们省体改办二三十个同事,包括我在内,全部挤在一个不到30平方米的大房间。这是一个负责建省办特区重大体制改革的“大脑”部门,大热天没有空调,可是大家毫无怨言,大家不怕苦不怕累、工作劲头十足,同事们经常加班加点到深夜,热得都光着膀子,汗水浸湿了草稿纸。
海南要建省办特区,当时有“遍地是黄金”的说法,在那个背景下,很多人都带着热情,不怕艰苦的生活条件甘愿投身到这里。但是,大家很难立刻找到工作,吃住条件也很差。很多人在海口三角公园,弄个席子或弄张报纸对付一个晚上,吃饭就用两块砖头,找个小饭盒煮面条。于是我建议省委书记,要想尽办法把大家的生活安排好,最少给他们解决一张床位,实在解决不了床位,要发给他们一张席子。
NBD:海南作为唯一的省级经济特区,当时被赋予了怎样的历史使命?就您亲身经历而言,海南在改革上经历了哪些探索和实践?
迟福林: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时代产物。海南的改革试验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在建省之前,海南是一个国防前哨,而且是发展比较落后的地区。能不能用一种体制创新的办法,使它很快地发展起来?我作为“大开放、大改革、大开发”时期的主要参与者和见证人,不时回想起那一段值得珍惜的时光。
以建省之初我所亲历的几项改革为例。海南建省之初就在全国率先探索建立“小政府、大社会”的新体制,政府的机构设置少而精,为推动我国的政府改革提供了鲜活经验。另外,海南在1988年率先推进价格改革,改革粮食购销体制。到1989年除粮食外的生活资料价格全部放开,1991年放开粮食价格。放开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价格后,1988年至1990年期间每年吸引了上万家企业来海南注册。再比如,在1991年,海南率先推进企业股份制改革,当时在深圳上市的10家异地公司中海南就占了4家。1991年底,海南率先推进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实行省级统筹的社会养老、失业、工伤、医疗保险制度,初步建立新型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
因改革开放而生、因改革开放而兴,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海南的今天。不管是从海南特别关税区,还是到今天的自由贸易港,30年就做了一件事儿,就是走向大开放。海南建省办特区的目的就是创造条件走向大开放,从而激发一个岛屿经济体的市场活力、经济活力、社会活力,由此使得海南这个岛屿经济体转变成为现代岛屿经济体,和世界紧密联系的岛屿经济体。
NBD:在您看来,改革开放让海南的经济有了怎样的发展?
迟福林:30年,海南经济发生了巨变且取得了诸多成就。拿几个数字来说:2017年,海南GDP总量是1987年的77.9倍;人均GDP为52.4倍;地方一般公共预算收入为227.7倍。没有30年的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海南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实践证明,中央关于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的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另一方面,我为海南建省30年后经济发展尚未赶上全国平均水平,并且同发达地区的差距有所拉大而感到巨大压力。也拿几个数字来说:1988年底,海南的GDP总量是广东的1/15,2017年为1/20;1987年海南的GDP总量比深圳还略高一点,2017年仅为深圳的1/5左右。这说明,海南发展潜力还远未释放出来,海南的改革开放还大有文章可作。这两组数字,使我感到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NBD:正如您所言,海南的改革开放还大有文章可作。目前,党中央决定支持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步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在您看来,这会给海南带来怎样的机遇?
迟福林:习近平总书记宣布,支持在海南全岛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支持海南逐步探索、稳定推进中国特色自由贸易港建设。
这是党中央着眼于国际国内发展大局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彰显我国扩大对外开放、积极推动经济全球化决心的重大举措,为海南乃至世界的发展带来了新的重大历史机遇。
这是当前全国关注的一件大事情,在3.5万平方公里的范围内建设自由贸易港前无古人,这件事情做成了,对我国实现由大国向强国的转变,对我国积极主动推进经济全球化、成为经济全球化重要的推动者,对我国打造面向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支点、建设面向太平洋和印度洋的重要对外开放门户,都将起到重大作用。
NBD:您曾经表示,没有开放模式的突破,光给政策是难以落实的。那么,在探索建设自由贸易港机遇下,海南应该如何推进?
迟福林:总结海南30年的实践经验,如果没有体制模式的重大突破,光给政策是难以落实的。只有把体制模式创新与特殊政策相融合,才能产生巨大的活力。从海南建省30年的实践来看,作为一个岛屿经济体,其自身基础差、能力弱,同样一个政策,放在北京和上海,其政策效应比在海南大的多。所以,单靠某些优惠政策来拉动海南发展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因此,我认为有两句话很重要。第一,以开放为先,海南只有在开放上先走一步,才能够有发展的活力,才能够形成发展的动力。第二,以制度创新为核心。建立海南自由贸易港,需要财税、金融、监管机制、行政管理体制等一系列政策和体制的重大突破。
NBD:您在回忆参与海南改革进程时,也提到和您一样的投入在改革事业中的同事。请问,是什么让您和同事们在海南坚持改革30年,这其中有怎样的体会?
迟福林:我20年的军旅生涯教会了我两件事情:一是相信自己,二是永不言败。改革是一项最重要的时代事业,是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关键所在。在我的内心,这一点从来没有动摇过。我的很多员工在院时间5年、10年甚至20年,一直在坚守。其中有一位员工,为了从事这样一个自己倍感光荣的事业,年逾55岁了,却毅然放弃铁饭碗,跟着我从省体改办到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我很怀念他们,怀念那段我们共同度过的风风火火的日子。
NBD: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您认为“一代改革人”身上又何共同点?
迟福林:2003年,我到海南的一个黎族农户家调研。走进家门一看,老太太生病躺在床上,老爷子是只有一条腿的残疾人,儿子精神还有点问题。家里有两亩耕地,全凭这个老汉把一条腿拴在犁耙上耕种。我当时就问乡镇干部,像这种家庭不能实行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吗?他说,现在还没有这项制度,贫困户只能申请补贴。这个家庭的补贴申请了3个月,拿到5块钱。我当时心里真不是滋味。在中央召集专家学者讨论“十一五”规划时,我向中央领导人反映了这个问题。我说,我们改革开放快30年了,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不是应该尽快建立起来?当时受到很高的重视。我想,至少我把自己看到的一些情况反映了。
作为一名改革研究的学者,责任是沉甸甸的。只要你了解到基层的情况,把有价值的信息、情况及时反映上去,并且提出有针对性的建议,对中央决策还是可能产生影响的。作为学者,直谏改革中的重大问题,也是改革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因素之一。尽管改革研究者不是政策制定者,但改革研究者一定要顺应历史,抓住趋势,给出建议,并且设法推进。
我们这一代人家国情怀深,执着精神重,为什么?因为我们经历了吃不饱饭,以及何去何从的彷徨,可是我们通过改革开放看到了希望。改革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老百姓不仅能吃饱,而且能过好的目标。我们那个年代出来的人,真的是对国家贫穷有过深刻的感触,对改革开放带来的民族腾飞有深刻的感触,对坚定改革开放有从不松懈的心。
今年是改革开放40周年,我们成功实现了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伟大转折,从短缺经济时代到消费新时代的历史性提升。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新的矛盾问题。所以,改革开放的时代,需要有一批人担负起社会责任,坚定地做改革的促进者。我们自觉把促进改革、服务改革作为责任所在,强烈的时代责任感和使命感,是我们这批人最本质、最核心的精神内涵,是支撑我们多年来不计名利建言改革的精神力量。这种“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情怀,我希望能流传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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