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粉巷财经】中南海释放的这个消息，可窥西安在顶层设计中的分量？

数日前的中央深改组会议，审议通过一份重要文件。

众所周知，这个由国家最高领导人牵头的改革领导小组，研究的都是顶层设计方面的事。何况此次会议所涉内容，凸显西安在顶层设计中的分量，很是值得解读一番。

开门见山，三个方面的话题：

A、与驻中亚某商务代表交流，在“一带一路”进程中，陕西企业做的还不错。当前问题是，跨国投资纠纷难免，亟需有个更高端、高效、权威的“说理的地儿”；

B、此次深改组会议通过的就包括这个事，据媒体报道，拟成立国际商事法庭，北京、西安、深圳各设一个。关乎“一带一路”大局，这个国际法庭的分量是相当重的；

C、重点来了，在该国际机构拟定之前，国家层面其实在西安早有悄然铺垫的动作；加之国际商事法庭等，这些动作足以印证，西安在国家最高战略中的绝对优势地位。

丝路投资纠纷花样多

先说点题外话，关于“一带一路”投资，很多人印象还停留在理论层面。

无外乎两个原因，其一媒体宣传没跟上；其二，它不是陕西企业去河南，也不是过去单纯的进出口贸易，跨国深度投资，各国基本国情、法律体系、商业规则不同，开花结果需要一个较长的周期。

这个周期是多久？

一般来说，国家政策调研两年，项目选址两年，挑选合作伙伴、签约、完成工商税务等手续需要一年，下来就已经五年时间。

但为什么企业还愿意出去？

一是中国企业家政治敏感性强，二是的确“有利可图”。以着急走出去的过剩产业水泥为例，在国内建厂回收资金大约十年，在中亚国家可能五年就OK。

当然，这是比较顺利的前提下。

据上述人士观察，在实操中，不乏各色各式的纠纷出现。

一方面，有些企业准备不足，或者带着国内错误的投资习惯贸然出去。

比如，以为搞定了当地官员，未批先建，但在国外这是违法的，由此产生纠纷在所难免。

再如，中亚某国此前推出新土地法，民众反对声大，加之西方势力作祟，后来被冻结。而国内企业看到这里有地，买！也不考虑异国土地岂能随便买卖，结果尴尬！

还有双重征税问题，有些国家与我国签了双重免税，而国内企业不清楚，甚至当地基层官员也不知道……

另一方面，不排除合作方耍花招。

比如成立合资公司，如果产品不是单向卖回国内，时间久了，难保对方不会变心，找警察借故把中国员工遣返回去，尤其针对高管，变着法逼你退股。

或者欺负你语言不通，在合同上设陷阱。

资产权属纠纷之外，有些国家政局不稳，更涉及安保问题。

从仲裁案例情况来看，“一带一路”沿线不少国家屡遭投资者起诉。其中被诉10次及以上的，达10个之多。

所以，很现实、很重要、很紧迫的问题，出现这些纠纷，去哪儿说理？

“说理的地儿”将落在西安

这种纠纷，国家直接出面，没有回旋余地。

一般流程是，当事企业单向找当地说理；不行的话，反馈给中国驻该国商会，如果处理不妥，整个中国商界就会对这个国家有意见；再往上就是国际法律仲裁，这也是目前最常见、最普遍的一种方式。

但现有的一些国际争端解决组织，程序繁琐、时间冗长、费用高昂，且普遍使用欧美法系，语言也以英语为主，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很多相关国家的商事主体，并不适应。

目前来看，确实是逼得没招了，亟需建立专门的“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集诉讼、调解、仲裁于一体，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参与国当事人，提供公正高效便利且低成本的“一站式”法律服务。

事实上，1月23日的中央深改组会议内容，就包括审议通过《关于建立“一带一路”争端解决机制和机构的意见》。

根据设计方案，最高法将在北京、西安、深圳各设一个国际商事法庭。西安面向陆上丝路，深圳面向海上丝路，而北京的则类似于总部。

这也就意味着，“一带一路”争端的处理终端，终于有望明确机制化——事关国家最高战略的大局，包括上述人士非常看高其分量和意义。

在其看来，基于中国良好的公信力，牵头来做这个事，对国外也是一个保障。至于其它国家对国际法庭的热情度，可以考虑找出大家都可以接受的一些准则规则，甚至不排除一国一策。

该人士同时预测，国际商事法庭将兼具预警功能，因为现阶段的法律咨询，包括四大所的报告，只是提供了国外的法律要求，缺少深入实际的参考案例和通用准则，对企业实操层面遇到的问题，帮助有限。

顶层设计中的考量

如此分量的国际机构，选址北京、西安、深圳，足以印证在国家最高战略中，这三座城市处于绝对优势地位。

北京自不用说，而深圳面向海上丝路，此前已成立全国首个“一带一路”国际商事诉调对接中心，且邻近深圳的香港，具有比较完善的法治体系，其争端解决机构与人才，都是深圳可以借重的资源。

至于西安，从披露信息来看，是打算建立“一个与丝路国家‘共建共商共享’的具有国际高水准和竞争力的‘一带一路国际争端管理中心’。中心将集谈判、调解、仲裁、管理等于一体并与法院无缝对接，旨在充分利用自贸区‘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和西安独特的历史资源与区位优势，为丝路建设提供最优质的法律服务，为我国争端解决法律体制机制的发展完善探索新路。”

注意其中表述，如“国际高水准”、“探索新路”等，在对深圳的描述中是不曾出现的。

事实上，从中国当前的“一带一路”朋友圈来看，与接壤西北的俄、哈两个邻居拥抱最紧密，如前者的高铁发展政策，后者的“光明大道计划”，均与我国紧紧衔接。

更大的格局来看，“一带一路”两端，中国与欧洲是两个高地，中间的巴尔干半岛、波罗地海三国、西亚、高加索地区、中亚等，是一大片洼地——陆上丝路的空间显然更具想象力。

早在此前，丝绸之路国际总商会秘书处已设在陕西，且陕西在“一带一路”的成绩还不错，尤其在中亚一带，加之“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有望落户西安……

此番国际商事法庭又选址西安，在顶层设计中，显然是希望从各方面给陕西（西安）配备加强，使之做成标杆，从而在国家最高战略进程中，担负起更大的使命。

而如何充分利用这些不断落户的国际机构、活动，把文章做大，则是西安接下来亟待考虑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