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光一时的网络借贷，正成为民间借贷的线上“升级版”。作为新金融形式，网贷纠纷在近年大量涌现，不仅带来社会问题，还给司法部门带来了新挑战。业内资深人士认为，一些沦为高利贷变种的网络贷款，要走上规范化仍需要各方共管共治；而驱除高利贷，则需要每个人拿起法律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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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光一时的网络借贷，正成为民间借贷的线上“升级版”。作为新金融形式，网贷纠纷在近年大量涌现，不仅带来社会问题，还给司法部门带来了新挑战。
证券时报《网贷者亲历记：8家贷款公司如何让我累计负债百万》的报道，今年6月14日刊发之后，引发强烈反响。本篇报道继续深入调查网贷纠纷的司法实践，了解网络贷款合同背后隐藏的本息算法套路、当前司法的局限以及监管的无奈。
业内资深人士认为，一些沦为高利贷变种的网络贷款，要走上规范化仍需要各方共管共治；而驱除高利贷，则需要每个人拿起法律的武器。
“我们打算起诉。”8家贷款公司（以网贷公司为主）的借款人王素芬（化名）告诉证券时报记者，她和家人要通过法律途径拿回自己此前多付的利息。
2015年，做服装生意赔了14万元的王素芬，没有收入来源，开始以贷养贷。4年时间，她向8家贷款公司借钱，累计借债过百万元，最后债务余额滚到58万元。近期，在家人帮助下，她向各家小贷公司和网贷平台提出以月息三分为条件，结清欠款。（详见证券时报2018年6月14日A4版《网贷者亲历记：8家贷款公司如何让我累计负债百万》）
截至发稿，已有亚联财、盛进等4家公司接受谈判，同意王素芬提前还款，并按照36%的利率结清欠款。但是，也有公司在沟通过程中态度强硬，寸步不让。对于这类公司，王素芬和家人打算起诉。
证券时报记者发现，因互联网借款产生诉讼的在全国有很多。司法部门把这类诉讼划归为民间借贷纠纷。因为P2P（网贷平台）、小贷公司并非国务院下属金融监管部门发牌的金融机构，受地方金融办和工商部门管理，其业务本质是民间借贷。
证券时报记者在最高人民法院旗下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民间借贷”为关键词，搜索到的案件数量超过200万件。增长趋势上，近10年中，前5年曲线平坦，每年判决不足1万件，但从2013年起，案件数量骤然上升，当年超过2万件，2017年达到了58万件。2013年正是互联网金融兴起的元年，当时，P2P、小贷公司在全国开花，随后几年，消费金融、现金贷、信用分期等业务拔足狂奔。
王素芬起诉的底气，是最高法的司法解释：民间借贷利率超过24%的部分不受法律保护，超过36%以上的约定应为无效。
王素芬与被告网贷机构的主要分歧，在于是否认可合同中对贷款本息的确定。
比如在深圳某小贷公司与互联网平台合作借款中，王素芬借入本金8万元，首月预扣本息和各类费用共13150元，实际收到66850元。
王素芬认为，本金应该用实际到账的66850元计算，预扣利息的做法是典型的“砍头息”，不应该算进本金。
而沟通中，该小贷公司服务人员认为，手续费是咨询机构收的，并非利息。咨询机构为王素芬提供了借款咨询、贷后管理等服务，收取居间费用。
广东省华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熊勇律师表示，这个案例非常典型，如何完整归集、准确认定实际利息数额，往往是借贷双方的争议焦点。他认为，针对借款人在借款合同之外，与资金出借方以外的市场主体签订其他合同并支付管理费、信息费、咨询费、手续费、保险费、中介费等非“利息”名目的费用，应实施全产业链监管及全利益链审查。
“原则上，除非是借款人自愿购买，且购买的是和出借方没有任何利益利害关系的服务，否则所有费用都应认定为借贷法律关系下借款人的借款利息费用。如果不这样，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中的24%、36%这一‘护民利器’，将因为资金玩家的障眼法而高高举起，轻轻放下。”熊勇说。
隐藏得更深的是利息“算法套路”，在法庭上也不一定能被识别。
以王素芬的这份合同为例。贷款的月息为1%，月居间费率为0.97%。以8万元为本金，共分12期还，首月还掉13150元后，合同中要求，剩下月份王素芬需要每月还8242元，其中包括每月偿还的本金6666元，利息及手续费之和1576元。
证券时报记者发现，这一算法是用借款本金除以期数，得到每月应还的本金；再加上本金乘以月利率算出每月利息、本金乘以月居间费率算出每月手续费，与每月本金加在一起，得到每月的分期金额。
这是小贷公司和网贷平台上常用的算法，公式为“每期还款＝（贷款本金×贷款月利率×贷款期数＋贷款本金）÷贷款期数”，有的合同将它称为“等本等息”。
这一算法的套路在于，没有考虑到王素芬每月还款都会还掉部分本金，剩下的月份应该减掉已还本金，以剩余本金为基数计算利息，而不应该再用初始本金计算利息。
北京市隆安（深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旺根认为，在借贷领域，本金应该以借款人实际使用的数量为准；借款占用多长时间，就收多少利息，没有用过的钱不应该收利息。
一位负责民间借贷案件的司法部门人士也认为，民间借贷业务应遵循“用多少本金则收多少利息”，计算利息时要扣除已经归还的本金。
上述“套路算法”仅适用于借款人在期满一次性还本付息的情况，而在分期付款的情形下，不扣除已还本金的做法，将使得实际利率要比名义利率高得多。
以王素芬这笔借款为例，砍掉预扣的费用之后，如果每期仍按照剩余本金计算利息，实际年化利率超过45.5%，而合同上约定的年息仅有12%。
证券时报记者发现，只有少数民间借贷案件判决规避掉了这一算法套路。大多数情况下，法院的算法很简单：以当事人起诉时点的总利息除以总本金，比对利率是否超过了最高法规定24%和36%的红线。
其实，上述“算法套路”只在网贷等民间借贷合同中出现最多，而在银行个贷部门的本息计算方式中，则不存在。银行每月会扣除已还本金，用剩余本金为借款人计算利息。在银行官网和新浪官网的等本息计算器上，都有减除已还本金的贷款计算窗口。
王素芬虽得到了一些在民间借贷领域颇有经验的律师支援，但却并未稳操胜券。去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的一份判定书，让王素芬一家颇感忐忑。
在这起民间借贷的案子中，放贷人夏某状告借款人孙某欠钱不还，申请法院执行，但孙某认为，他只收到了夏某49800元，却要按照借款合同上的65096元为本金还款。
官司从北京市二中院打到了北京高院。北京高院认为，在借款本金的认定上，孙某签订的《借款协议》、《信用咨询及管理服务协议》等表明，他对取得借款的同时应当支付相关费用、且费用由夏某代付是知晓的。由于夏某已经举证证明帮忙代孙某支付了费用，孙某未能提供直接证据予以反驳，所以高院认为，一、二审法院认定借款本金为65096元的合同本金，并无不当。
利息算法上，高院认为，孙某借款65096元，按照合同约定月还款3363.29元，24期共计80718.96元，经测算，年利率约24%。最终，北京市高院没有支持借款人孙某的主张。
有意思的是，同样是民间借贷纠纷，甚至是同一个当事人——夏某，在广东中山第一人民法院也被告上了法庭，但结果不一样。
借款人李某起诉称，向夏某借款12.86万元，但实际只收到8.98万，夏某以介绍费、管理费等名目扣减了3.96万元。因为实际收到的本金少于合同本金，李某在提前还款的时候多还了3.3万的利息，要求夏某退还。
夏某这次也辩称，3.96万元为夏某为李某代付的咨询费、居间费等费用，李某对此是同意和授权了的，夏某提供了相关代收的证据。
广东中山第一人民法院认为，按照法律精神，出借人不得利用自身优势地位预先扣除利息，虽然出借人扣除时经过了借款人的同意，但借款人可能为了借款而不得不同意，而非真实意思表示。
对于服务费，该法院认为，中介机构收取李某服务费无可厚非，但应由李某直接支付给中介机构，夏某不应该利用自己优势地位，协助中介机构预先扣除。因此，预先扣除的相关服务费不能计入本金。
最终，在法院的支持下，李某讨回了自己多付的3.3万元利息。
民间借贷中的本金和利息到底应该怎么认定？虽有法律法规作为依据，但类似案件实际情况复杂，加上法官对案件的理解不同，拥有自主裁量权，使得类似的案件在不同地区的判决结果存在不确定性。
“法院每天审理的案子非常多，民间借贷案件情况纷杂，弄清算法需要金融专业知识，牵扯法官精力较大。种种因素导致这类案件审理的结果出现差别。”有关司法部门人士表示。
不过，广东中山第一人民法院上述案子判借款人胜诉，给王素芬和家人带来了信心。
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判例中，像王素芬这样拿起法律武器的人不少，但这不是主流。
证券时报记者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发现，相当一部分的民间借贷纠纷案，是贷款公司或者放贷人起诉借款人不还钱的情形。这类案子的被告，也就是借款人常常不到庭，结果往往是贷款公司或放贷人胜诉。
“这些被告往往是缺乏法律知识的个人，有人是不想还款，不敢出庭；有的人是还不起，跑路了；还有的人甚至没有收到法院传票，并不知道自己被起诉了。”上述司法部门人士对证券时报记者表示。
对此，一位律师说，很多被告人并不知道，出庭可能是自己结清贷款、讨回多付利息、从债务漩涡中上岸的最好机会。
据了解，在法庭上，法官通常会将债务拆开，利率在24%～36%区间的，法院处于中立地位，即如果当事人自愿支付，支付完后悔想要回去的，法院不会支持；反之，如果出借人想索要这部分利息，法院也不会支持。但是，利率一经测算超过36%，借款人想讨回去，法院将支持。
上述律师说，很多被告只知道欠债金额增长得很快，殊不知，背后往往是因为实际利息比合同上的利息要高得多，又被隐蔽的计息套路给藏起来了，而只有在法院强光的照射之下，高利贷才会一一“现形”。
“放贷人钻空子，被告人却不出庭，我们法官也没有办法。”有法官说。
在证券时报记者的调查中，一类疑似“职业放贷人”的队伍引起了记者的注意。
以前述两个法院判例中都有出现的夏某为例。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中输入夏某的名字加“民间借贷”，共找到9627条信息，其中夏某和三家中介服务公司往往一同出现，身份有时为原告，有时为被告，纠纷中不时出现网络借贷平台、互联网中介服务公司等新型借贷模式。
依照浙江玉环县人民法院对“职业放贷人”的定义，是指经常性借贷给他人并以此牟取高额利息的个人。职业放贷人最早进入公众视野，是法院发现很多类似案件原告都为同一个人。有媒体报道，在一些地方法院的民间借贷诉讼中，有七成来自职业放贷人。
今年2月，浙江玉环县人民法院在全国率先出台了《关于建立“职业放贷人名录”的若干实施意见》，并发出了一份职业放贷人名录。根据《实施意见》，同一或关联原告在该院民事诉讼中涉及20起以上民间借贷诉讼，或同一年度内涉及10起以上民间借贷诉讼的原告，将被纳入“职业放贷人名录”。
被纳入名录后，法院可依据相关规定，对其主张的相关事实不予认定处理，如发现有存在高利转贷、暴力索债等涉嫌违法犯罪事实的，将依法移送公安机关处理。
一位与职业放贷人打过官司的律师透露，有些职业放贷人背后，有小贷公司等类金融机构为其提供资金。
据了解，职业放贷人的“套路”很多，包括通过写超额借条、要求借款人给第三方转账等更加隐蔽的形式，盘剥借款人，规避法律法规对高利贷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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