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李晓江认为,中国的城市化除了中国的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以外,很重要的是几个利器,包括开发区模式、行政体制以及土地财政。“吃饭的钱不能拿来搞建设,所以实际上我们用土地和房地产的收入来促进发展。”李晓江解释说。
每经记者|谢孟欢 每经编辑|杨欢
改革开放40年,城市发展进入新阶段,经验总结不可或缺。
6月2日,在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共同主办的“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8年会”现场,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教授级高级城市规划师李晓江发言的第一句话便是“中国城市改革开放发展四十年,这确实是一个时间节点了”,“回顾一下到底是什么成就了中国的快速城市化”很有必要。
“我觉得中国的城市化除了中国的农村改革、城市改革以外,很重要的是几个利器。”李晓江表示,在城市化的“上半场”,这几大利器发挥了关键作用。
具体而言,第一是开发区模式,初衷是让它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脱离城市既有的管理体系,土地的权力、规划的权力、金融的权力都相对独立。第二是行政体制,即城市型政府管区域,这一定会把资源优先安排在城市,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获得的资源就越多。第三是土地财政,城市政府的发展主要靠土地收入,“吃饭的钱不能拿来搞建设,所以实际上我们用土地和房地产的收入来促进发展。”李晓江解释说。
在他看来,这三个都是中国改革开放独创的制度设计,“没有这几个制度设计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城镇化、工业化。”
不过,进入新阶段,进入城市化“下半场”,这几个“利器”还能不能用?如果继续用这种的方式,又能否持续?李晓江认为,经过4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正在经历非三个本质性变化。
第一,人变了。李晓江表示,四十年来最大的变化是人的变化,“从人均200美元的贫困社会发展到人均9000美元的中上收入社会,我们的生活价值观、生活方式、生活理念都变了。”他说,“比如就业,以前我们考虑的是农民工就业,现在则是大学生就业,整个就业结构已经变了。”
第二,发展动力变了。在他看来,当前,发展模式已经由“三驾马车”驱动转向了需求、供给侧驱动以及创新驱动。
第三,发展逻辑变了。他分析到,上半场是用低价的要素和无限供给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来招商引资,由企业来吸引就业和人才,来造就城市繁荣。但是下半场很明显,发展逻辑已经变成了城市的优质生活和公共服务吸引人,人吸引企业,企业创造繁荣。
“这一轮没有好的公共服务和城市生活就不可能吸引人。”李晓江说, “这一轮城市人才大战的背景也是这样。”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三个变化的背后,是中产群体的价值观和消费方式、生活方式正在形成。下半场的城市发展也需要从以“卖”为主转向可持续的、公平的方式,而这必须要经过新的创新。进入下半场,当初那些有效的工具是时候调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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